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戏曲如何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体现党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不懈探索。从1949年10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不断努力探索适合戏曲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在探索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客观分析与评价党对待戏曲政策的探索历程，科学分析和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推动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一、整理传统旧戏，奠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951年4月，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1年5月5日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签署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明确了戏曲改革中心任务是“改人、改戏、改制”。题词与指示内容成为一段时期我国戏曲改革政策的指导方针。

整理传统旧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改革的中心。戏曲改进委员会号召戏曲家大规模的发掘、整理传统剧目。《五五指示》强调指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 通过改革，调动了广大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全国大小三百多个剧种，都在复苏中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在1952年10月在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23个剧种、37个剧团共1800多人参加演出了82个剧目，标志着传统剧目推陈出新的新突破。

戏改是有成效的。通过戏改发掘出五万多个传统剧目，戏曲艺术应该从此走向新的繁荣。但由于许多有形无形的清规戒律的存在，发掘出来的剧目还是无法上演，社会上还出现了严重的“剧本荒”现象，缺少剧目的问题亟待解决，1956年6月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召开，强调戏曲界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倾向，重新确立了戏曲改革的正确方向。通过制定“破除清规戒律，扩大和丰富传统戏曲上演剧目”的方针，在发掘出大量传统剧目的同时进行了很多剧目的整理与改编工作，给戏曲改革带来第二次高潮。1957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剧目工作会议，各地对发掘与整理传统剧目经验进行了沟通与交流。5月17日，文化部通过《关于开放“禁戏”问题的通知》宣布对禁演的所有剧目全部开放，其中包括1950年代初被禁演的26个剧目。

通过开放一批禁演剧目，剧目匮乏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更多的戏曲艺术作品得以在舞台上展演。在当时没有更多文化传播途径的形势下，戏曲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有效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活跃了他们的思想，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朝着健康方向发展。通过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调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通过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促进了新中国的各项经济建设。戏曲政策的调整与反复，反映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难以周全的矛盾。

二、大力提倡现代戏曲，促进戏曲现代化

在1956年之前，由于戏曲界在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现代戏并没有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好的历史剧和好的现代剧一样都表现的是现实内容。不好的现代剧尽管是时装，但可以是不现实的” 。可以看出对现代戏评价是不高的。1952年至1956年，各个剧团对现代戏的态度是少演甚至不演，只有在文化部门需要演出的时候才排演，因而现代戏的演出与创作进入低潮期。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我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戏曲界，戏曲现代化的问题自然摆到了议事的首要议程。文艺家们采取的促进戏曲现代化的手段之一，就是大力提倡现代戏。

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政治上全民动员“超英赶美”的思想带来经济上的“大跃进”，也促使文化上开始“大跃进”。在这种思潮下，现代戏的演出开始逐渐增多。“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在其影响下，演现代戏成为戏曲发展的主流，各级文化部门开始忽略传统戏的整理改编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戏曲界对现代剧目创作及演出状况开始反思:“两年多来，在安徽的戏曲舞台上，已很少看到现代戏的演出了”;“戏剧一定要表现新的群众的生活”;“要求反映现代的革命斗争生活，要求歌颂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事业，成为这个时期戏曲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戏曲界广泛关注与呼吁下，现代戏的编排和演出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受到大跃进思潮的影响，这个时期现代戏的内容大多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或者生产状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产，但是既注重内涵表达，又拥有良好表现手法的优秀作品非常少见。

1958年2月17日，文化部发表了《号召全国国营艺术表演团体全面大跃进的通知》，从此全国各地各演出团体开始大规模组织排演现代戏，并广泛走进部队、农村、工厂等地。1958年3月5日，文化部发出《关于大力繁荣创作的通知》，强调创作应当着眼于反映国家近十年来的伟大变革、歌颂伟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英雄业绩的艺术作品。在一系列文化政策的指导下，现代剧目大量涌现，各地编演现代题材剧目达到高潮，现代戏的演出一发不可收。

1958年6月，文化部举办“现代戏题材戏曲联合公演”和“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戏曲问题。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在戏曲工作中，大力贯彻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政治带动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现代剧目为纲，推动戏曲工作的全面大跃进。”会议反复强调现代戏比传统旧戏、新编历史剧相比的独特政治意义:“现代戏能反映社会主义生活，有力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现代戏能更有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同年8月6日，新华社发表《以现代剧目为纲———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确定戏曲工作方针》，从此正式确立了“以现代剧目为纲”的戏曲政策。

“以现代剧目为纲”政策引发了创作现代戏的高潮，出现了像京剧《白毛女》、豫剧《朝阳沟》等一批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对传统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从题材和手法上都做出了新的尝试，但是创作大跃进造成了普遍存在的粗制滥造和剧种单一问题，违背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身规律。

三、从“两条腿走路”到“三并举”

在“大跃进”高潮过后，党中央以多种方式进行“纠偏”，针对反历史主义倾向批判后历史剧几近空白的情况，戏曲政策从“以现代剧目为纲”慢慢转变为实行现代剧和历史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早在1958年，周扬针对戏改中的偏差就曾声明戏曲既要表现现代生活，又要继承传统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即“两条腿走路”的剧目政策。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两条腿走路”方针。这次讲话将“两条腿走路”方针上升到理论高度，文艺界对此非常支持。正当各剧团在此方针指导下开始纠偏不久，“反右倾运动”阻止了纠偏的广泛进行，现代戏与传统戏没有很好地得到统一发展而出现再次对立局面。

1960年4月，“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在北京举办，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总结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三并举”(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5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这一新政策做进一步的阐发，使传统戏、新演历史戏和现代戏“三并举”的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

“三并举”方针是在“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深化和延伸，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问题以及戏曲政策的不断探索，体现了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不断追求，初衷是想促进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由于党内存在不断升级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三并举”政策的实施受到限制没有得到全面深入贯彻，而且后来被完全抛弃。但是，“三并举”作为“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对传统戏曲的发展还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

四、抛弃“双百方针”，造成京剧现代戏“一花独放”局面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上将阶级斗争又提到重要位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抛弃，文化批判进一步升级。1962年秋，江青认为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中出现鬼魂形象，这种“鬼戏”是不能被社会主义接受和认可的，应当受到批判。1963年3月，在日益紧张的政治形势下，文化部党组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演出“鬼戏”有助长迷信的副作用，与当前加强群众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相抵触。党中央同意了这一报告。

紧接着毛泽东对戏曲舞台大规模上演传统剧目的状况表示不满。1963年11月，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在这种指示下，传统剧目再次受到冷落。原来在戏剧舞台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传统戏、历史题材剧目和外国题材剧目，被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逐渐被限制以致有些完全被禁止上演。到了1964年，全国就出现了齐抓现代戏的局面。现代戏创作和演出受到高度关注，同时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行为，尤其是京剧现代戏的发展空前繁荣，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剧现代戏演出的一次高潮出现。各省市相继举办大规模的现代戏会演，现代戏演出呈现“一花独放”局面。1964年，“革命人民开始破天荒地成为京剧艺术的主人”，舞台上呈现出“充满革命激情的一片色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江青正式提出“京剧革命”口号，指出京剧革命必须创作革命现代戏，塑造出革命英雄的形象。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称:“京剧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批丰盛的果实。《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京剧样板戏的出现，就是最可宝贵的收获。它们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首都舞台上正在上演八个革命样板戏”。《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对“样板戏”的称谓成为对京剧现代戏成果最具权威性的诠释。

在全国上下逐渐升级的“左”倾思想影响下，传统戏曲和历史剧遭到严厉的批判，再次陷入低潮，京剧现代戏则呈现高潮的“一花独放”局面。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进入“样板戏”广为盛行的年代。京剧样板戏“一花独放”虽然创造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很多至今仍然是舞台上的经典，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文化方针违背了文化正常发展的规律，是以批判阻碍优秀传统文化为代价的，过于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事与愿违的效果。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政策探索的成果与启示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戏曲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戏曲功能的不同理解，这些政策在戏曲领域产生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实行的效果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新中国利用戏曲的社会教化功能，促进了政权巩固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通过戏曲的宣传和教育，培育了新一代社会主义公民;政府通过戏曲改革，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和发掘，实现了戏曲事业在某种程度上的繁荣。但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戏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泛政治化倾向，影响了文化建设的正常发展方向，也产生了与愿望不符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戏曲改革，重心实际上在于“改革”，偏重于“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虽然确实改编、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优秀传统题材剧目，有些至今仍被公认为舞台艺术经典，但部分优秀的作品并不代表整个戏曲事业的繁荣，片面强调政治性造成了剧目的单一贫乏和剧目质量的下降，甚至促成了“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局面，“百花齐放”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践。

作为一门传统艺术，戏曲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同时也要适应市场需求。艺术个性是各个剧种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不能用过于行政化的指令来领导和指导戏曲艺术的发展，不能忽视戏曲艺术自身的规律。戏曲的改革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为剧目选择的首要标准。

今天，我们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调动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积极推进戏曲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戏曲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使我国的戏曲艺术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文摘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 5 期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务处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戏曲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