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以博大胸襟和清醒观察提出了他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经典理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代中国人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震荡中，从东西方文化直接面对面的冲撞中，渴望树立充满活力的文化价值系统。费孝通先生的理解表征着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跌落为“东亚病夫”。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痛苦反思。是军事和国防的衰弱吗？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制度的老旧吗？戊戌变法希望从封建社会内部作制度的改变，辛亥革命希望通过西方式的暴力革命，开辟新制度的纪元。但是内忧外患并未终结。于是一场在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运动肇始了。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奠基的思想土壤上，社会主义思想在神州大地播种、生根、发芽。

我们可以把目光拉伸到更悠远的过去。中华文明在历史的演进中，一直有一条文化自觉的逻辑和线索。元典《易经》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我们的先哲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的存在从自然界剥离出来，这种深刻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文明的创制和发轫创造了思想基础。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阳明说：“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宋明理学家表达出从文化角度维护精神道统的自信和尊严。但是，历史在近现代的展开表明，这种对道统的维护最后走向盲目，最终演化成封建制度保守僵化的精神牢笼。面对这样的牢笼，一场针对性的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 其实西方文明的发展发达又何尝不是以文化上的不断自觉作为基础的呢？在轴心时代，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豪迈语言中可以看出人类主体意识穿越自然的边界的觉醒。在漫长的中世纪，一方面固然是神权统治下的精神黑夜，另外一方面，宗教的统一，又何尝不是人类突破部落意识、进入世界共同体生活的文化演进呢？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阶段，世俗生活、个体精神的价值被照亮，西方工业文明的整体成就是以人的主体的空前解放作为精神基础的。

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教训暴露出工业文明发展中的巨大问题，促动西方社会对人类文化的整体反思。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有发轫之功，明确地在摒弃各种虚构的理解方式，而以最大化的事实和逻辑理解人类文化，他们最早给文化下了最具现代精神的注解。泰勒说：“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格伦说：“文化是人的第二本性。”文德尔班说：“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的研究重心是价值问题，而这同时也就是人的问题。”文化的烙印镌刻在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自省的基础上，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打开了从文化角度理解人类文明史的新视野。

整个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明都在反思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类似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20世纪末西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被视为西方文明在思想上的新的重要进展。小约翰·柯布说：“今天我们承认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共同体中。”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既反对现代主义对个体自由的无限扩张和追捧，也反对后现代主义追求人类基本价值的虚无和幻灭，他们企望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父权主义、机械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军事主义，重新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这种意识将时刻提醒人们“个人的利益和他（她）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整体利益是分不开的。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在中国文化界，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文化思考和西方世界遥相呼应。中国哲学家张世英认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主客二分阶段，也就是张扬人的主体性，在迅猛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阶段，创造了巨大的文明成就，也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西方世界需要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智慧来超越其对个体的过度崇信。而中国在近现代之前没有经历主客二分的阶段，“礼乐秩序”下的中国人的个体价值没有真正释放出来。因此对当代中国而言，一个充分的主客二分的发展、充实和沉淀就不可避免。而未来的中国，要创造新的文明就需要建立把中华传统的万物一体观与西方的主体—客体观念融通的，既肯定自我的独特性，又肯定人我相通、尊重他人的“新天人合一”的文化。这不正是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最后追求“天下大同”思想的哲学表达吗？

正是在广泛吸纳和辩证理解世界文化发展现状和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24字的核心价值观，并身体力行，加以贯彻和实施。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支撑下，习近平总书记说：“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