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著文认为：“搞创作还是远离政治为好,反映政治的作品很快过时,是没生命力的,还是写点爱情、人性、山水风光的东西才能流传下去。”此言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政治生活则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考察古今中外文学史,会发现流传千古、震撼人心的名篇佳作大多是反映政治生活的。如中国古代的《诗经》,屈原的《离骚》，李白的《丁都护歌》,杜甫的“三吏”“三别”，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现当代文学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夏衍的《包身工》，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的《长征》；外国文学如德国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法国雨果的《九三年》、英国雪莱的《给英国人民的歌》、俄国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智利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这些光耀古今的不朽杰作，哪一篇不是描绘时代风云、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

中国古代早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文以明道”。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初唐大批文人如魏征与陈子昂等就批评了南朝文学“意浅而繁”“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者甚至是思想家,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身处风云激荡的时代, 恩格斯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 一些人用剑, 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投身政治与社会生活,是写出思想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前提。

诚然, 写爱情、人性、风花雪月、山水田园的确也出现了不少名篇杰作，如谢灵运的山水诗，温庭筠、周邦彦、勃朗宁夫人、狄金森的爱情诗，读起来很美，但投身政治生活、描写时代的政治变迁，并没有损害李白、杜甫等的伟大或削弱其作品的生命力，恰恰相反，写山水诗较多的李白如果没有《丁都护歌》等一批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或其山水诗若没有浓郁的家国政治情怀，称他为“伟大诗人”恐怕就很勉强。其实,有许多作品,正是将政治与爱情、人性结合得巧妙完美才成为不朽名作的,如《红楼梦》《水浒传》《欧也妮葛朗台》《哈姆雷特》《羊脂球》《静静的顿河》《尘埃落定》等。

恩格斯称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列宁称赞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毛泽东称赞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如果这些作家只是一味沉浸于山水田园，一味写风花雪月，能博得这么崇高的赞誉和一代又一代无数读者的敬仰与热爱吗?别林斯基也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均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 反映政治不是迎合拍马，不是趋炎附势，而是要反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审美价值的政治；不是空洞干巴的概念化，不是图解政策，生吞教条，而是艺术地、形象地、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生活, 反映时代激流中人的性格命运与情感愿望, 反映时代风云变迁中人性的美丽与幽暗, 反映历史前进的法则。同时,要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就需要作家艺术家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学经验以营养自己,唯此,才能创作出政治思想内容与艺术质量相统一、广受读者喜爱并传之弥久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