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高速发展与急速转型的奇迹年代。社会生产突然被注入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动力，似乎所有欲望都在涌动、张扬，谁也不愿再安于过去历史给定的命运，到处都是亢奋，到处都是躁动，到处都是开发和建设。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喧嚣和震荡中拖着沉重的包袱，颠簸着，跌荡着，快速地向前飞奔。中国的面貌、中国人的心灵，都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急遽变化。以致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为之瞠目。一位德国政治家说过：“地球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大的人口规模）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如此剧烈的转变，（这30年的变化）在别的国家需要200年甚至300年。”

巨变必然带来震荡和失衡，必然带来“阵痛”。从最直观最感性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与“痛”。

毋庸讳言，这是个伟大的、令人血脉贲张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个复杂的、矛盾的、令人一言难尽的时代。稍微罗列一下这些年曾经或正在扑入我们眼帘的时代景观：经济转轨，商潮卷地，观念哗变，人心不古；风起云涌的变革、重组，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令人目不暇接。数亿农民的脱贫和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成就和误区；先富与未富农民之间的矛盾；数千万进城务工农民的悲欢；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企盼；震荡与裂变；亢奋与迷惘；诱惑与坚守；升华与沉沦……生活在变，人的心灵更在变，这难以尽述的一切“变”与“痛”，都在演绎着我们国家跨越历史藩篱、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沉重而又壮阔的步履。我们只消用我们的诚恳和同情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关注一下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就会发现每天都有很多令人高歌而呼的人和事、令人泪流满面的人和事、令人热血沸腾的人和事、令人揪心扯肺的人和事！

这的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是一个发生非凡故事、产生非凡人物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产生伟大作品、伟大戏剧的时代。

作为一个剧作者，面对伟大而复杂的时代生活，我常常为自己的力不从心而焦灼、羞愧，甚至徘徊、退缩。但是，在责任的压力和使命的感召下，我最终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去面对现代戏不同题材的挑战，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了艰难但却充满探索乐趣的创作里程。

1990年代，我创作了反映从偏远山区逃婚进入城市的打工妹、打工仔命运的豫剧《闯世界的恋人》，创作了反映乡村税务员生活的《蚂蜂庄的姑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先后创作上演了豫剧《香魂女》《村官李天成》《焦裕禄》《全家福》、锡剧《玉兰花开》等10多部戏曲现代戏。这些戏，几乎每一部都写得很艰难、很纠结，但最终都获得了令人欣慰甚至惊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实现了我自己在创作上的跨越和突破。

毋庸讳言，当代题材的戏剧创作，尤其是一些习惯上被称为“主旋律”题材的现代戏创作，的确有其独特的难题和挑战，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比较深刻的把握，也的确有可能有意无意地走入习惯性的误区，搞出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戏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根据我多年创作的体会，我认为，要实践好这段话，搞好当代题材的戏剧创作，首先要敏锐地感应和深刻地把握时代之“变”与“痛”，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真正吸引并感动当代观众的现代戏来。

《香魂女》表现的是变革年代里两代女人命运和心灵冲突嬗变的故事。通过香香和环环一对婆媳的聚散，演绎出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段心灵史，描绘出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女性精神“窑变”的艰难和光彩。香香和环环的形象，既背负着中国传统社会、传统道德沉重的历史包袱（包括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封闭），同时又闪耀着追求新生活新道德的精神霞光，她们的步履是沉重的，但也是勇敢而决绝的。她们只可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村。

《村官李天成》里，李天成这个英模人物显然已跟过去舞台上的英模人物大异其趣，他并不是单纯牺牲奉献的“高大全”，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涛沉浮中，用市场的手段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弄潮儿。该剧揭示了乡村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乡情裂变等深层矛盾，展示了主要人物的困惑、警醒、自责、自我灵魂格斗的心路历程和炽热情怀，表现了中国农民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步履和跨越。

即使像《焦裕禄》这样的老题材，我也是立足于“时代之变”的角度，以新的视角、新的素材、新的故事，去追寻历史深层的真实，表现焦裕禄身上人性的温度和闪光，以期与当代观众的生活和心理相呼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饥荒、走上富裕，然而贫富悬殊、干群关系异化又成为令人深切忧虑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让老百姓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是咱们党的根本宗旨！”这些最普通的家常话却具有了振聋发聩的力量。其奥秘就在于其中朴素的人性力量对当今社会现实的针砭和观照，契合、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和群众的强烈愿望。

我们的文艺创作曾经经历过以“三突出”歌颂英雄人物为圭臬的年代，其概念化、去人性化的“高大全”模式，几乎成了我们现代戏创作的魔咒和痼疾。每一次面对新的题材，我都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落入那个沼泽。摈除虚假的“英雄模式”，一定要诚恳地面对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写出英雄人物在普通人性的平凡起点上，在所遭遇的独特情境中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挣扎。他们英雄的品格和情怀是在戏剧矛盾中一步步升华出来的，是在戏剧冲突的击撞中激发出来的。戏剧只有表现出他们心灵艰难的攀登过程，才能呈现出独特、真实而丰盈的艺术形象，这才是我们的现代戏最能吸引人、感动人的戏魂所在。

这些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处境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让自己和乡亲都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梦”。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亿万中国家庭改变了命运，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世世代代遥望的梦想。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生逢当世，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并用作品记录描摹这个非凡的历史进程，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