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时代”舞蹈教育的转换与重启
2017-11-23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肖向荣学习十九大报告,迈进新时代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一份恢弘磅礴的报告中领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 ,以及分“两个阶段”迈向现代化强国的高瞻远瞩,新思想引领中国开启“新征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描绘了一个伟大而美好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在这样历史的新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阐明:“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句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也引发笔者对于中国舞蹈教育的种种思考。新时代,新蓝图,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之基石,社会发展之动力,需要重新厘清自己的任务与目标。舞蹈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与责任。从舞蹈教育的范畴上看,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专业教育,基础教育,特殊教育。在过去五年里,中国舞蹈教育的成果显而易见,舞蹈列入中小学课程,以美育为主导的“高参小”项目,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等一系列措施,使得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的舞蹈,得到空前的发展。行百里者半九十,舞蹈教育的体量和规模,都以几何级数的数量增长,但同时在以上三个范畴中同样面临问题与挑战。专业教育面临着“为谁培养”的问题,基础教育面临“培养什么”的问题,而特殊教育面临“怎么培养”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具体体现。面对新时代,中国舞蹈教育也面临着转变。问题意识,是教育者的核心动力。转型抑或重启,是一个摆在新时代起点上的一个新问题。
以国家文化需求培养优质的舞蹈人才
既然是国家的学校,自然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整个时代也从后工业时代直接进入4 G时代,社会变革从农业时代的千年一变,到工业时代百年一变,数字时代的十年一变,人工智能甚至一两年就有变化。时代在改变,而一个时代的教育者还在延续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无疑是刻舟求剑。英国舞蹈教育家将舞者分成三类,本·沙恩(Ben Shahn)提出三种类型:第一类:训练良好的舞者(a trained dancer);第二类:教育良好的舞者(an edu - cated dancer);第三类:两者俱佳的教育与训练的舞者(a trained and educated danc - er) 。第一类的教育主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多数院团的培养目标,随着时代推移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已经逐渐式微转入职业化的培训之中。于是第二类教育良好的舞者成为各大综合艺术院校的目标。在完整的学科体系下,接受完整的舞蹈教育成为我国大学舞蹈专业这几年的主要目标。从以往的“重训练技巧”转化成“重教育的舞者” 。而第三种类型的教育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目标。这也就是要将舞蹈教育从以往科班式的“需要被教育”教学理念转化成“被需要的教育”的现代教育模式中来,“知其然还必须知其所以然” 。过去五年里,北师大首次以大数据的形式采集以北京为中心的舞蹈教育现状数据,从能力,知识,理解三个维度分析舞蹈教育对象,结果令人遗憾,大部分的舞蹈院校和舞蹈教育机构基本还是停留在能力维度的单一舞蹈技术训练上,而作为舞蹈常识,身体原理的舞蹈知识维度往往被老师们忽略,而建立在舞蹈审美,舞蹈创意的理解维度上的教育就更加凤毛麟角。以至于在关于最有影响的舞蹈调查中, 《天鹅湖》的熟知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舞蹈剧目73 %。作为欧美舞蹈体系,古典舞有芭蕾为代表,当代艺术有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舞,流行舞中有以街舞为代表的社区舞蹈。而在中国的舞蹈体系中,哪一个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呢?是中国古典舞还是中国民族民间舞?也许,这是我们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要思考的问题。中国舞蹈教育首先是为中国服务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舞蹈教育发展的学科不平衡,以及关于舞蹈教育究竟“为谁培养”这个问题认识得不充分,直接影响整体国民素质和审美导向。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优质文化基因
在报告中的“八个明确”中提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养成,则源于教育。文化自信,首先是教育者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整体认知上的理性思考与判断而产生的。就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作为舞蹈教育者,能否从中华传统中汲取营养,从浩瀚五千年文明中找到优质的资源,成为一个重要的能力评估。中国舞蹈教育的成果展现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文明坐标上的创造创新。如果说邓肯成为现代舞之母,在上个世纪开拓一代新舞之风,那么不要忘记她的灵感的原点。她一个人站在美国的海洋、潮汐、山峰,云海中,她看到了美国在起舞,于是找到她的自由奔放的美国舞蹈特质。从原点出发,而找到自己的转换甚至重启,这正是与自己内心文化定位的目标对应的创新结果。面对中华文明而言,舞蹈教育首先是身体的教育,真正的舞蹈教育是回到自身,回到内心的一种“训导” 。早在孔子六艺中前四项“礼,乐,射,御”都是一种身体训导教育,“训”是一种训练,亦是一种规训,是一种技术的规范。而“导”则是一种疏导,是导入与导出的双向启发。这样生动的教育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应该有的风范以及身体的素质。如今在中国大地上,通过舞蹈是否能训导出来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可以在拥挤的地铁里保持优雅姿态,在繁杂的人群中保持与人适当距离,在无以言表的时候能够给陌生人一个微笑。这些身体(舞蹈)教育并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舞台上的舞者,而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舞者。通过对自我文化的认知和疏导,找到我们中国人身体里面自己的DNA。这恰恰是舞蹈教育的基本原点。舞蹈教育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为那些向往美,崇尚美的人服务的,但是她服务的每一个人对美的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于是,如何将中华文化中的优质基因唤醒,“训导”出新时代的中国人的优雅和自信的身姿,又是一道摆在舞蹈教育者面前的课题。
在当代世界潮流中找寻人类大同
北师大的钟敬文先生曾经这样说过:艺术到处存在,因为真实到处存在。最好的作品是最容易懂的作品,同时又是最不容易懂得透彻的作品。毕竟,活在当下,观照当下是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也更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面对世界的风云起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被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宽阔胸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信息化,文化的多样化,这些都势必影响舞蹈教育的发展与转型。全国有近千所舞蹈系所承担着百万舞蹈学子的舞蹈梦想。梦想很美丽,但却要看清现实。改革开放初期,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如今,尤其这五年是站在世界看中国,是新时代的又一次视角转换。讲好中国故事,是讲给谁听?前面提到舞蹈教育要满足国家文化上的需要,自给自足,同时舞蹈教育也要满足国家战略上的需求。“一带一路”的倡议,在庞大经济体量的输出中,文化与教育要等量配重,让更多孩子了解世界,是为了他们从文化的差异性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定位,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认知中,也许可以找到人类共同的梦想。而对于舞蹈而言,似乎这个答案就是“美” 。如同舞者的身体一样,舞蹈的语言跨越种族和国家的边界,是最具有融合性的一种文化符号。在新时代中,舞蹈教育一方面应该彰显文化自信,避免“拿来主义” ,另一方面更要避免文化孤岛以及敝帚自珍。任何文化都有其精华必有其糟粕,在上个时代的精华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糟粕。于是站在当代审美下讲好中国故事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以舞蹈创作为例,记得著名艺术家蔡国强曾对我说过:现在的舞蹈,满场宽袍大袖的古代中国人,少见今天的当代中国人真正的面目。基于传统文化的中国舞蹈从不缺好作品,但面对现实的世界,新时代的舞台上不能永远是才子佳人、王侯将相的“传统中国人” ,而更多目标要转向如何塑造更多“当代中国人”的形象。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真实存在的好的中国人的故事,因此作为创作的原点也要被迫发生改变,如何转换或者干脆重启一台思想机器,将当代中国的舞蹈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这也是新时代舞蹈教育的一个课题所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当下面临的问题出发,方能逐步实现文艺实践与教育的科学化。舞蹈教育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更是新时代文化的教育,是身体教育,而最终是由身入心的审美教育、道德教育。新时代正式开启了新征程,见证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地出现一个个崭新的面貌,也让我们共同参与了开天辟地一般的崭新奇迹,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轨道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中国舞蹈教育总量已然是世界之最,然而面对新时代,中国舞蹈教育还要有新的样子。建立在过去丰厚的成果上的中国舞蹈教育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转换或是重启,是为了更好地与传统共舞,与现实共舞,与世界共舞。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能够面向未来,正如未来学家彼得-伊利亚德所说:今天我们如果不活在未来,那么未来我们都将活在过去。在文章的开头,笔者提出了舞蹈教育的问题,但是在结尾处却没有能解决问题。因为真正能解决问题,还是我们百万舞蹈教育者的教育“良心”与“使命” 。现在我们都在新时代的入口,习近平总书记订好了“时间表” ,画好了“路线图”以及各行业的“任务书” ,转换与重启,不是回头张望,也不是原地左顾右盼,而是向着未来,向前看。相信不远的将来,国人因为对身体的教育而有节律,因为舞蹈的审美养成而优雅。在一系列优秀的新时代舞蹈教育才人涌现中,看到中国大地上行走着遵守秩序、相信规则,懂得合作、乐于助人、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优雅自信的当代中国人。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舞蹈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