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重视和培育，就没有新中国话剧的光辉历史。

话剧自诞生之日起，就特别强调自身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紧跟时代步伐、关心社会政治、反映人民生活，是其艺术的宗旨。话剧关心时代、社会、人生，就如同一条鱼，关心它赖以生存的河流的水质。

新中国话剧70年发展的几个时期

一、1949年至1966年，史称“建国后17年戏剧”。这一时期新中国荡涤了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扫荡了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阴霾，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就话剧而言，遍布全国的话剧国营院团发展体制构建完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得以推广，一大批优秀的话剧艺术工作者，包括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人员、剧场管理人员等得到培养，一大批优秀剧目争相上演，其中既包括五四运动以来的保留剧目，也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引进剧目，当然，这一时期的显著成就是一大批原创新创优秀剧目的产生，如《四十年的愿望》《万水千山》《红色风暴》《龙须沟》《蔡文姬》《茶馆》《关汉卿》《马兰花》《李双双》《骆驼祥子》《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甲午海战》《兵临城下》《雷锋》《南海长城》《不准出生的人》等，这些剧作反映了新中国的新思想、新风尚、新生活、新成就，吟诵着人民对时代变化的由衷颂歌。

二、1976年至2000年，史称“新时期戏剧”，又以1990年为界，分为新时期前期戏剧和后新时期戏剧。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中央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教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话剧有了令人欣慰的变化：

一是从“文革”的文艺禁锢中苏醒、活跃起来，在思想解放方面，一度走在各种艺术形式的前列。二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大胆地吸收外来戏剧表现手法。三是戏剧观念、戏剧理论空前活跃，文化生态不断优化，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剧作家、导演、表演家、舞台美术家，以及一批优秀的剧作。四是在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冲击下，话剧站稳了脚跟，顺应时代，探索前进，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出现了《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报春花》《丹心谱》《西安事变》《陈毅市长》《屋外游热流》《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野人》《狗儿爷涅槃》《中国梦》《桑树坪纪事》《死水微澜》《商鞅》《鸟人》《地质师》等一大批优秀剧目。

三、 2001年至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话剧发展机制经过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显示了自身的实力，它抵抗住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坚持艺术理想，不断开拓进取，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是发展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些民营新文艺团体开始涌现，大小剧场同时活跃，主流、先锋、商业、通俗戏剧各显其能。

二是党和政府对话剧艺术的资助力度明显加大，2013年底国家艺术基金开始建立，一年一度持续申报和资助各种艺术项目，仅以2019年为例，最终正式提交申报项目9296项，涉及申报主体5735个，申请资助资金总额约85亿元，话剧名列其中，从2014年到2018年已经有400多个项目得到资助。

三是中外戏剧交流明显增多，国际间的戏剧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方面是国际知名导演、著名剧团对华演出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外国导演、演员加入中国团队，制作中国话剧，如《酗酒者莫非》《新原野》等，还有就是在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英国的爱丁堡戏剧节、俄罗斯的契诃夫戏剧节上，都出现了中国戏剧不断出现的演出情景。

四是在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艺术方针指引下，话剧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讴歌英雄，努力从艺术高原向艺术高峰攀登，创造出了一系列优秀话剧作品，如：《父亲》《我在天堂等你》《黄土谣》《马蹄声碎》《天籁》《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铁人轶事》《郭双印连他乡党》《红旗渠》《北京法源寺》《白鹿原》《从湘江到遵义》《兰陵王》《谷文昌》《平凡的世界》等。

新中国话剧的时代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代性与现实性。新中国话剧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同心。纵观中国话剧的历史，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话剧艺术都强调过其战斗性，所谓战斗，不仅是向一切危害民族利益的敌人和势力战斗，也是向那些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识战斗，更是向艺术上的不良倾向战斗。新时期以后，在社会变革的时代环境中，话剧的战斗使命已经转型，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仍然是新中国话剧的重要使命。

话剧的存在价值，是和民族的历史命运、国家的发展前景、民众的思想启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责任感、使命感以及人的价值、精神蕴涵等人文传统的重视，成为其重要的时代特征。话剧艺术所塑造的一系列典型形象，无论是南城贫民大杂院里的程疯子，茶馆里的老掌柜王利发，还是元杂剧大文豪关汉卿、深爱土地的农民狗儿爷，抑或敢于向命运抗争的当代青年孙少平，在皇甫村扎根14年体验生活、创作小说的当代文学家柳青等，在他们的身上既印证着时代的发展，更显示出民族精神历练的过程。

二是诗意的戏剧精神。中国是一个诗歌比较发达的国度，历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即为诗歌总集《诗经》，唐诗、宋词、元杂剧、明传奇等，皆可视作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诗性智慧的体现。黑格尔就说：“戏剧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要成为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是一般艺术的最高层。”剧与诗的结合，是新中国话剧艺术的突出特色。《蔡文姬》中《胡笳十八拍》的悲情吟诵，《茶馆》当中三个老人撒纸钱的凄凉意境，《生死场》中苍茫原野中的顽强生命，《平凡世界中》孙少平在孙晓霞牺牲后于古塔下的感人独白，《追梦云天》中三代飞机设计师对国产大飞机翱翔云天的深情向往，《谷文昌》弥留之际重归东山的精神回归，等等，这些戏剧意象，把细节的描写、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戏剧的冲突、意境的烘染等统摄在戏剧的规定情境之中。

三是浓郁的民族特色。新中国话剧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遵循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的审美心理、欣赏习惯、艺术趣味。特别是我们民族艺术自己的、独特的概括生活与表现生活的艺术方法，是需要我们下力气认真加以研究的宝贵财富。在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合理继承与创新发展中，新中国话剧走出了一条光辉道路，出现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以及各省市话剧院团等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团体。

新中国话剧取材于中国的历史、现实、生活，表达的是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品格，其表现形式也是现代意识和民族美学精神长期融合、积淀的结果。历史上出现的优秀话剧，首先是其作者具有良好的民族文化素养，其次是其剧作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持久性的社会正义。

新中国话剧形成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其所反映的生活视阈中，东北黑土地上的粗犷豪放、色彩浓郁的生活，西北黄土高坡上慷慨激越、浑朴苍凉的意蕴，上海都市题材中摩登时尚的特色，京腔京韵的北京话剧中雍容大气、悠然自得的神韵，让了解中国的人一眼即知这方水土这方戏剧的这方特色。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它多大程度地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外在表现手法，尽管这是话剧民族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更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族精神和美学神韵，即从骨子里显露出“中国力量”“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四是开放的文化胸襟。话剧是“舶来品”，自诞生之日起，中国话剧便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提倡现代艺术精神，从西方舞台艺术经验中汲取有益成分，变成自身不断发展、前进的动力。新中国70年话剧发展历史表明，建立良好的话剧文化生态和艺术发展的良性机制，不仅需要话剧自身文化体制的优化，更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外来戏剧文化的促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强健自身，立足于世界戏剧文化之林。20世纪50年代，中国话剧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引进，对提升导、表演艺术水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留学苏联的戏剧人才，也在后来的艺术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时期“话剧已死”，原因不仅在于样板戏独霸天下，也在于艺术观念的封闭和僵化。改革开放之后，国门打开，西方各种艺术思潮、流派对于中国话剧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世纪以来，话剧艺术与西方舞台的对话、交流、合作明显增多，舞台上出现了技术与艺术的有机融合，话剧自身的艺术活力和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70年岁月荏苒，新中国的话剧工作者以民族的艺术精神、诗学内涵以及它特有的艺术方法和手段，沟通了同西方戏剧，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戏剧的审美精神。从人物塑造、情境设置、戏剧冲突，直到戏剧语言，都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