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上演的历史话剧《董其昌》是剧作家肖留（执笔）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陆军合作的一部重要作品。解读这部作品，可以从三个关键词入手——学院派、分寸感和技术流。

第一，学院派。 《董其昌》编剧之一陆军是一位高产的剧作家，这里的高既是说“产量高” ，也是说“质量高” 。2016年，陆军和肖留合作《大明四臣相》 ， 2018年与顾月云合作《生命行歌》 ，今年与袁香荷合作《护士日记》以及与肖留合作《董其昌》 。陆军在短短几年之内与他的同事、学生完成了四部戏剧作品。如此勤奋且能保证较高艺术水平的剧作家颇为难得。

今天是一个“流量时代” ，很多文艺作品都在赶时髦、追话题、蹭热度，艺术家很容易在所谓的“热浪”和“流量”中丢掉艺术的个性、失去理性的判断。陆军则不然，他始终是以非常冷静的态度洞察世事、体贴人情，这是一名学者型剧作家独有的气质。作为具有学院派特质的剧作家，陆军的最大特点是勇于探索、内容求新、形式出奇，但我想这只是学院派的一种外在表现，学院派的内核是对理性的推崇、对人类精神高度的攀登。陆军的创作在题材、风格的驾驭上都体现出学院派创作的特征。大型历史话剧《董其昌》不仅带着观众去了解董其昌的“其人其事” ，还带着观众一起审视古代知识分子在所处时代中的境遇。观众在作品中能明显感受到学院派特有的理性、冷静与克制，它不浮夸、不浮躁、不浮浅。由此，大型历史话剧《董其昌》成为近年来上海剧坛的一部非常具有艺术品相的佳作。

第二，分寸感。陆军在生活里是一位谦谦君子，但在创作的时候是一个很有胆识的剧作家，胆识来自见识，他这些年与人合作的每一部作品都表达了自己独有而深刻的思考。在《大明四臣相》里刻画了危机重重的政治较量，在《生命行歌》里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在《护士日记》里反思了如何才能在飞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更加有效地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与他的合作者在剧本中涉及的问题广阔且有深度，但总是传递给观众一种乐观向上的正能量，这是文艺作品最应有的价值表达。一个剧本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提供了怎样的价值观，如何启发人们去认识历史与现实、生命与生活，这就对剧作家提出了思想深度的要求。历史剧创作领域里有“传神”和“传心”的说法，传历史之神、传人物之神、传作者之神，传历史人物之心、传当代作者之心。话剧《董其昌》做到了“传神”“传心” ，通过董其昌“三进三退”的人生际遇来写知识分子在时代沉浮中如何坚守初心。陆军与肖留笔下的董其昌提供的是对复杂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思考方式，呼唤知识分子坚守自我并以顽强的毅力在现实困境中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第三，技术流。在体育竞技中，技术流是指那些依靠自身技术水平来赢得比赛而不是过分依靠过人的身体素质和天赋。笔者在这里用“技术流”一词，是想说一名剧作家即便拥有天赋和过人的才华，也需要用精湛的技术来兑现他的天赋与才华。陆军已经有30多部大型剧目公开演出，是一位兼备思想精深和技艺精湛的剧作家。 《董其昌》这个戏很难写，难就难在关于董其昌的记叙有很多，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相同，而且，我们的历史剧数量很多，写文化名人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在同类题材中要有所创新和突破，需要编剧有妙招、高招和绝招。本剧开场时用“买画”作为引子，向观众展示了董其昌晚年的心境，由此引发几组人物关系，如董其昌与其挚友陈继儒、与其学生庄鹤同、与其对手方之祥，他们之间的较量是观念的较量更是性格的较量，使得这部作品张力十足。话剧是“说话的艺术” ，剧本中设置了很多辩论场面，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尝试。剧作者深谙人物性格之于戏剧的重要性，用人物的性格较量与思想交锋来组织戏剧性，回避了辩论场面可能会造成的枯燥感。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和对编剧技术的熟练驾驭，是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戏剧效果的。

学院派、分寸感和技术流，这三点既是陆军与肖留作为优秀剧作家的重要特征，又是打开历史话剧《董其昌》艺术奥秘的“三把钥匙” 。要想真正理解这部作品，三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