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志敏新著《道情戏与黄河文化》，系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组织策划的“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丛书”中的一本，对于一个热爱戏曲、关注民间小戏，而且从事民俗研究的人而言，必须为这样一套丛书的策划、出版而点赞、鼓掌。在地方戏当中，不少省份既有本省的代表性剧种，比如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浙江的越剧等，又有在更小范围内流传的地方小戏，比如河南的道情、宛梆、越调等。地方戏剧种众多，在特定的区域内有着广泛的受众，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虽然其影响力、经典性方面可能不如大剧种，但是同样滋养了一方人，丰富了当地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戏曲园地里不容忽视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与地方戏中的大剧种处境尚可甚至繁荣发展相比，民间小戏生存与传承面临挑战，许多民间小戏甚至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杨志敏所关注的道情戏即是如此，在多个省份分布，兴衰各异，但存在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地方民间小戏的存亡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剧种虽小，干系重大，甚至可以说，一种小戏承担着诸多“大义” 。

学科发展的“大义”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戏曲学还是民间文学，虽然都把民间小戏纳入到自己的学科范畴中，但在戏曲学领域，似乎长期存在着厚“大剧种”薄“小剧种”的现象，而民间文学领域，小戏则是被忽略的篇章，多少年来，无论教材出版多少个版本，小戏的部分几乎处于不变。再加上学术研究也存在着嗜“大”的偏好，导致这些艺海中的珍珠散落在民间社会，长期无人问津。这套丛书的出版，比如杨志敏的这本专攻道情戏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戏曲、民间文学的资料库，让道情小戏丰满、立体起来。这种对民间小戏详实厚重的搜集整理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拾遗补缺的文本价值，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是对学科发展的一种推动。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视野，既有纠偏的意义在其中，也体现出了对小戏在学术价值上的一种认识的进步。正如刘祯所指出的，“以前人们的研究，多关注它的艺术特性” ，实际上， “对于地方剧种，文化是其第一属性” 。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认识，此言也可说是小戏所担负的学科发展的“大义” 。还必须提及的是，杨志敏采用了民俗学、人类学惯常使用的田野调查方法，深入道情戏艺人的生活中去，与他们打成一片，获得道情戏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研究方法近年来也为戏曲研究者所推崇，并且出了不少精品。对戏曲学而言，从案头走向田野，为戏曲研究另辟蹊径，对学科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民众精神生活的“大义” 。在传统社会里，地方小戏就是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共同喜爱的精神大餐，他们对于自己喜爱的演员、剧目追捧痴迷，一有演出，扶老携幼同赴精神盛宴，那样的场景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的一种风俗。小戏，对诸多的戏曲门类而言，对整个国家来说，辐射范围小，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同样有着“戏比天大”的神圣意义。小戏深深嵌入当地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他们的声音教科书。道德伦理、嬉笑怒骂、是非恩怨都在小戏中呈现，都从小戏中获得。在媒介不发达的时代、文字和图书没有普及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承担教化、娱乐、审美、规范功能的恰恰是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小戏”的文艺形式。杨志敏在这本书中充分注意到了道情小戏的乡土品格以及它在民众生活中承载的“大义” ，对其中的忠孝劝善、家庭伦理等剧目进行了搜集和研究，观照到了小戏与受众生活的关系问题，并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才能使它扎根在人民的土壤中永远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 。

地方文化建设的“大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文化政策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变化，地方小戏也是历尽沧桑，从调整改造的对象到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的对象，这样的角色转变意味着国家层面对地方小戏价值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也给地方小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在推进文艺院团改革，引导文艺院团走市场化道路，另一方面，对地方小戏这样的濒危剧种则加强了保护的力度。更为重大的契机在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社会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强，政府文化建设的力度持续加大，特别是像道情戏这样的跨区域分布的小戏，它具有增强区域社会的文化认同、助推地方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地方小戏与当地百姓长期积累的亲密关系，使其具备了天然的优势，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小戏必然可以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崭露头角，与时代同行，迎来自身发展的新机遇。

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吹响之际，打造黄河流域的文化地标，开展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已经成为这一流域的时代强音。 《道情戏与黄河文化》的出版恰逢其时，作为黄河文化中的一朵浪花，真心希望民间小戏道情戏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绽放光芒，在梨园杏坛争春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