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孩子，放假过年，什么时候最好玩，她不假思索地说：“三十晚上熬夜。”我有些茫然，过年的热闹不正在大年初一么?然细细体察，也渐渐悟出，那快乐还正不在春节中大啖鱼肉“过年”之际，而是在除夕前备鱼备肉“忙年”之时。倒是初一宴终人散，既觉身子委顿，更感精神虚寂，忽然生出一些莫名的不快来，真个是“几日寂寥伤酒后”了。照这样看来，真正的乐趣是在欲求而非得到。盘马弯弓不发，才赋无穷意味，夕阳近于黄昏，故有不适之意；不在朝暮两情更长，“明日黄花蝶也愁”。

丰子恺先生曾剖析做学生的心理，以为星期六比星期日更快乐。“而毕业的快乐，常在于未毕业时，一毕业，快乐便消失，有时反而来了悲哀。”他以为“在人的心理上，预想往往比实行快乐”。我想人们的这种心理，在文艺欣赏时恐怕表现得更为明显，套用丰先生的话，就是“高潮的悲哀”。“高潮”在美学范畴是指戏剧冲突的极限，照理，戏该就此打住的。然而，有的剧作者不明此理，或者唯恐意犹未尽，将这极限尽情延伸，结果弄得观众胃口大倒，无端生出“高潮的悲哀”来。

戏剧的“高潮”一词源于拉丁文的“上端”、“顶点”。表现“顶点”是绘画的大忌;“高潮”处理不当，也会成为戏剧的灾物。“高潮”成，跌落始，物极必反，天然使成。自然界的潮水涨落自无“忌讳”可言——不过，每年八月十八，成千上万的人聚至海宁，到底是为着钱塘潮头的高，断不会有谁为潮落而去的——然意识形态里的“高潮的悲哀”，是确实存在着的。

京剧《挑滑车》的老本演出，最后还有一个岳飞大败金兀术的场子，试想那是何等的大快人心，这胜利的结局照理该会给观众极大的满足。然而，非常奇怪，观众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欲望，高宠一死，他们就退场了。宋军成败，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我想，这大约就是“高潮的悲哀”了。

或许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毕竟高宠是全剧的主角，是“角儿”应工的，他没戏了，纵然岳飞的扮演者有“回天之力”，也拉不回观众的。那么我们看看《霸王别姬》这个梅(兰芳)、杨(小楼)两位艺术大师的力作。此戏初演时，虞姬自刎后，还有“乌江”一场。从情势上讲，那戏该是十分悲壮的，正所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就“角儿"论，杨小楼还用说吗？其在京剧武生行中，开“武戏文唱”之先河，更有“活霸王”之称，他还能压不住台？不然。

既然是《霸王别姬》，而非《自刎乌江》，那么，一旦“别姬”，观众就一点也不客气地“抽签”了，管你是“伶界大王”还是“武生泰斗”。我们不得不叹息这又是个“高潮的悲哀”。

写到这里，想起时下较为流行的一种看法：戏曲表演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演员单凭精湛的“唱念做打”就足以抓住观众。这话也不无道理。大凡爱观《空城计》的，恐怕不是要看司马懿是否会杀进空城，而是要听“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所以听了谭鑫培，还要听余叔岩，看了杨宝森，还要看谭富英。

这确是艺术的魅力，这也是中国戏曲得天独厚之所在。可是，为什么“霸王自刎”人家就不想看呢？当然不是杨小楼没有艺术的魅力。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戏剧“高潮“的起落，或者是戏剧“情境”的有无。纵然人们不会替诸葛亮担“束手被擒”之忧，然而“我本是……”的大段西皮慢板毕竟要在“无奈何设空城计我的心神不定”的特定“情境”中唱出，或曰在两军对垒的戏剧“高潮中出现。设想《斩马谡》也来这么一段，观众坐得住那才怪呢(即使现在《斩马谡》大唱快板、散板，也还是有不少观者起座离去，这也算得上是个小小的高潮的“悲哀”吧)。

艺术手段还是要依附于剧中的“情境”，否则去听歌曲、看杂要好了前面说过，丰先生认为“预想往往比实行快乐”，那么能不能为了预想的快乐而永远不去“实行”呢？这当然不可能。不能因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而永远不结婚(虽然西方现有只“恋爱”不“结婚”的“独身主义者”，不过那是病态的，不足为训)；也不能因为星期六比星期日快乐而永远过星期六——“实行的悲哀”是不可免的。然而“高潮的悲哀”就一般言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

我们常听一些老艺人说，要“见好就收”，要“留两口给台下的”，足见他们深谙此理。脱胎于全本戏的折子戏，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高潮的悲哀”的反动。

二十多年前，武汉市京剧团整理改编《关羽走麦城》时，就成功地避免了“高潮的悲哀”。他们删弃了关羽被擒遭孙吴杀害的情节，改为关羽父子在跌落“陷马坑”的一瞬(那“片刻”)中自刎而死。这不合史实，也有悖《三国演义》，然而这种处理符合“紧临顶点，就收场落幕”的观众审美心理。著名演员高盛麟在关羽自刎时，用了一个漂亮的“硬僵尸”。而导演于琮琨连大幕的配合也没放过，要求在那“僵尸”倒还未倒之际倏而合幕。英雄末路的壮烈色彩不用一言一语而感染着尚未离座的观众，那悲剧的力量是震撼人心的。我们注意到，戏曲剧名的选取，常常就是那一出戏里最大的“动作”。如上述的《挑滑车》、《霸王别姬》、《关羽走麦城》等。这最大的“动作”一般说也就是剧中之“高潮”。“动作”完成了(即“挑”、“别”、“走”)，“高潮”也就到了，戏也该结束了。

当然，不是每出戏都须在“高潮”中落幕，情况各异，不能求一。然而，正因为那“高潮”中的“片刻"不仅“包含从前种种”，更为可贵的是“蕴蓄以后种种”——它使观众自己得以去延伸，去品味，使他们走出剧院大门时还保持着一种快意，一种兴奋，一种张力——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选取那“富于包孕的片刻”而力避“高潮的悲哀”。就像清戏曲作家蒋士铨所描绘的那样：“语入妙时却停止，事当急处偏回翔；众心未餍钱乱撒，残局请终势更张。”

（选自《京剧思辨录》，1983年5月11至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