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守护》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创作的一部作品。新冠疫情期间，几乎是在亿万民众与疫情抗争的泪水里，在与病毒搏杀的炽情中，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最后修改。

《生死守护》写得十分艰难。想好的故事和细节，不断地被修改，被否定。有时候，一天只写几百个字。有时候，好几天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之所向，情之所至，连自己也没预料到，故事的严酷和人物的悲壮，会如此的激越和令人震颤。实话实说，现实题材小说的写作越来越难了。不是因为没有素材，恰是因为素材太多了。对素材如何取舍，也同样越来越不容易。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20年前，曾去过一次普陀山。前年再去时，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整个舟山群岛已经完全被各种各样的跨海大桥相通相连，那种气势和壮美给你的震撼无法形容。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几乎是在几十年内完成的。但是，让你无法想象的是，这样的大桥，所有的基础性工程，几乎都是在无数农民工的努力之下完成的。中国有几亿农民工，我们的文学很少能描写到他们。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蜕变的历史进程，文学似乎越来越难以走近。面对着悲壮而生动的现实，写作者距离这样生活也好像越来越远。

我始终觉得当代现实文学创作最大的威胁和困境既来自于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也来自于我们自己。一方面是波澜壮阔，浓郁酷烈，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惊诧不已，应接不暇的当代生活，一方面则是生活体验越来越匮乏，题材越来越狭窄的当代文学创作。面对着一座座文学的富矿，文学却无力去挖掘和描写，无法去挖掘和描写，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让我们扼腕长叹，感慨万分。这其中的原因和缘由，值得并需要每一位写作者与每一位当政者反省和思考。

我始终觉得当代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内容大于形式，社会效应大于文学效应，至少在当今，在眼下，现实题材的写作还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社会，对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太过于求全责备。我们作家自己，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也一样太过于求全责备。

记得一位文学批评家说过，现实题材创作，就应该是在一片花草最茂盛、土质最肥沃的地方，完完整整地铲起一抔土来让人观赏。这抔土里既有鲜花也有杂草，既有佳果也有根茎，既有肥料也有渣滓……惟此，现实题材才会有她独特的色彩和魅力。距离现实生活越近，描写她的文字也许会越粗粝。就像大路上的石子，尽管朴拙而不规整，但正是由这些石子的铺垫和延伸，才可能让文学巨匠从这条大路上滚滚而过。

真实是文学的底线。现实题材中的人民性写作，必须是接地气的，必须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认可的。因此，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灵魂和生命线首先是真实，最终也只能是真实。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题材、政治题材，很容易成为虚假的代名词。但没有任何一种体裁、任何一类作品，可以成为我们制造虚假的借口。任何领域里的制造虚假，都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

人民这两个字，是全世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不应对它任意矮化和污名化。为人民写作，不应该是也绝不能是一个不被提倡、不被期许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文学创作如果缺失人民的概念，那文学本身也是缺失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不是偏激的、极端的，一定不是缺失人性内涵和悲悯情怀的，一定是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既能给你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一定是温馨明净、抚慰人心的精神家园。

《生死守护》是一部直面现实的社会、政治题材小说。现实生活中，反腐已经成为社会、政治题材中无法绕过的内容。腐败对一个明丽洁净的社会正进行着最为惨烈凶暴的污损和焚毁。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覆盖时，太多的恶常常以善的面孔出现，太多的荒谬往往以真理自居。当非即是，黑即白，谎言成为真相，虚假变成真实，温顺蜕变为暴戾时，我们看到的生活只能是颠倒的。于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畸形思维和观念，让我们识龟成鳖，甚至指鹿为马。这种颠倒的生活，久而久之，很可能渐渐沉淀成为我们的文化。

反腐倡廉，是所有人的职责。面对腐败，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肆虐并毒害全人类。它会毁坏我们的肌体，也会毁坏我们的灵魂。人民监督的缺失和被遮蔽，是制造贫困和不公的祸首。人为导致的贫困和不公，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罪恶。

《生死守护》是对全民反腐全民监督的一曲颂歌。一条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需要全体人民的誓死守护。

（作者系山西新绛人。生于西安，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2001年被授予“人民作家”称号。历任山西省作协主席，山西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