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位资深的戏迷、戏痴。与一般戏迷不同，他不仅爱听戏、爱看戏，还爱收藏，是一位民间“戏曲收藏家”。无论是公开出版的有关书刊，还是未曾公开刊印的各种资料，抑或是唱片、磁带、影碟等影音资料，但凡是与戏曲相关的资料，他都会“踏破铁鞋”收入囊中。在他那里，我看到了一些珍贵的文字材料，听到了不少从未听过的戏曲唱段，让我大开眼界。

戏曲是从案头到舞台的综合艺术。围绕一个剧目，从案头剧本到舞台表演，会生成一系列丰富庞杂的资料。就拿剧本来说，一个剧目会生成很多不同的版本剧本——编剧写作出来的，可能只是最初的原版，而剧目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艺人的手抄本，在舞台演出过程中，表演者会根据需要进行改词、改剧情，会产生出舞台演出本，等等。再拿舞台演出来说，每次演出的背景不一样，同一个剧目每次演出的演员可能不一样，不同演员的演法也可能不一样，又会生成各种版本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生成的主体不同、经手人不同，比如手抄本、演出本，可能是艺人们自己用的“私货”；而观众看戏，可能会留存场刊、戏单、票证，有些还会自己拍一些剧照以作纪念。

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庞杂的资料生成、流传链条。在戏曲发展的长河中，很多资料会在不经意之间散落、流传于民间，被有心之人“拾到”。

这些资料对于个人而言具有纪念价值、欣赏价值，但是放在更宏观的视野中来看，这些资料可能会极富历史价值。一个小小的资料，都有可能推动学术研究、戏曲传承的巨大进步。试举南戏研究这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宋代滥觞的南戏是中国成熟最早的戏曲样式之一，据徐渭《南词叙录》记载：“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南戏是形成、流传于民间的艺术，掌握文化权和话语权的上层很少留意，有关南戏的文献也很少，这给后世了解、研究南戏造成了很大困难。而转机和曙光，就出现在对散落民间的资料的发现和运用上。

大家都知道，《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集大成的类书，它里面收录了宋元南戏的戏文三十三种。奈何，因为战乱等原因，《永乐大典》遗失、外流，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1920年，叶恭绰在伦敦发现并购回了《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这三个宋元南戏剧本，让尘封的历史重现人们眼前，让后人看到了最接近原貌的南戏剧本。这可谓是南戏研究的第一次转机。

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曾在《宋元戏文辑佚》中说：“我们相信在地方戏剧中，民间唱本中，一定有不少同题材的唱本、戏剧存在。一个人的见闻有限，这些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从事发掘才行。”也就是说，南戏作为中国最早的戏曲样式，虽已湮没无闻，但绝不会找不到任何踪迹，他相信在地方戏剧、民间唱本中会有南戏的遗存。若干年后，刘念兹先生从北京负笈南下，来到福建、浙江等地做深入的田野考察，他在民间唱本、艺人手抄本中钩沉南戏流传的历史，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流传于东南沿海一带的莆仙戏等古老剧种，仍有宋元南戏的遗存，都与古老的南戏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关系。这可谓是南戏研究的又一次重要转机。

正是在散落民间的史料中，前辈学者发现了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戏曲文化。

这些民间戏曲资料，是中国戏曲文化机体的毛细血管、DNA分子，它们有可能成为推动学术进步、文化传承的“公器”。但是从个人收藏的“私货”到“公器”，却还须跨越不难跨越的边界：一是知识与眼光。什么样的资料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能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对庞杂资料的基本衡量和判断，这背后考验的是专业人士与藏家的知识储备和眼光。二是胸怀与操守。资料的生成与分享，需要有“为往圣继绝学”的胸怀，也需要受用者有尊重版权、尊重前辈、尊重历史的操守。当今，资料的留存、流传更加便捷，传播也更加迅速，如若有越来越多的资料以恰当的方式得以留存和利用，中国戏曲文化的机体将更加完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