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疫情之下剧场谢客逾半年，时至九月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竟如约而至，这无疑对冷清的剧场、饥渴的观众和跃跃欲试的创作者是一大好消息。据戏剧节方面公布的信息，今年的报名剧目数量创了戏剧节举办以来的新高。避疫在家的创作者们潜心创作，才能伺机而发。买票看戏，一来是支持线下观演，再有就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在此艰难的大环境下，想要知道大家都在做些什么。

顾雷这次参加青戏节的新作《水流下来》涉及异地赡养话题。与他年龄相仿佛的我们这一代中国戏剧人，无论怎样嘴硬“永远年轻”，都正在步入中年。同时，江湖后浪滚滚而来，近几届青戏节的舞台上活跃着我们的学生，胶原蛋白与野心勃勃辉映满脸，青戏节是他们一年中的大事件。

这一篇戏剧批评虽然谈的只是顾雷一出戏的得与失，却或许也能折射出我们这一代戏剧人此刻应当面对的昨与今。（《北京青年报》）

也许创作者并不了解他的主人公

戏剧开场，我们看到了一场父子冲突。父亲在医院闹事误伤了女医生，为此，身在北京做医生且正处在创业困顿期的儿子被叫回了河北老家。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龃龉着，其间，儿子被医生告知父亲罹患的是小细胞癌，还有三个月的生命。儿子本想隐瞒，却最终在与父亲的口角升级中将病情真相脱口而出。

初入剧情，鉴于2020年的疫情大背景和陶勇医生被伤事件等医闹热点，我对作品有了医疗向社会问题的预期。然而作品并没有就此深入，剧中人的冲突在两代男人的性格和积怨上琐碎地蔓延开来，矛盾逐渐对焦到儿子的大龄未婚现状。

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好在尚可引起观众的共鸣。青戏节的观众群体，学生、职场新人比例很高，18-25岁亦是话剧演出的主体受众群，只身在大城市追求未来的这些年轻人，很容易对“催婚”这个自己或许也正在承受着的家庭关系痛点感同身受，可以想见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对儿子产生移情。事实上，在父子冲突的第一幕，真正被突发事件打乱了生活，且面临抉择与行动的那个人物也确实是儿子，他是得知父亲病症而面临说与不说的那个人，与之相比父亲则更像是他的麻烦制造者，是情境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真相的解开，剧情进展到第二幕，老父亲在病房里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与儿子相处的天伦之乐，我们才倏忽意识到，原来儿子不是主人公，父亲才是。这造成了极大的观演错愕感。当然并不是说不可以以老年人作为主人公，而是观众的接受心理路径值得被认知、被关注，这是每一个诚心想要通过作品与观众实现交流的创作者都需要考虑的，尤其对于拥有大量创作经验的成熟创作者来讲。假如真的选定相对不容易引发移情的那个人物作为主人公的话，更应当在戏剧开场之初就确立他的身份，并通过人物塑造拉近他与观众的关系。

罗伯特·麦基说“‘移情’就是‘像我’”；编剧法则告诉我们，主人公应该是所有人物中引起移情最多的那个人物，如此才能保证观众的注意力稳定地聚焦在叙事主线上，笔者对此深以为然。正因如此，在《水流下来》完整的第一幕中“站错”主人公的观看体验，才因错愕叫人不免出戏。就在这份错愕氤氲时，回忆美好旧日生活的段落划过了。事后回忆，这其实是整场演出较为动人的部分。在父亲的想象中，现在的儿子化作年轻的自己，给童年的儿子洗澡嬉闹。这不仅能够扭转前一场冲突造成的人物关系恶感，更与作者的代际传承表达有所勾连，假如观众从最初就能够认定父亲的主人公身份的话。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位问题出现呢？从创作者的年龄和经历背景，可以猜想他是从“儿子”的角度进入这个戏剧情境的。然而，在创作戏剧时他选择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以父亲为主人公来书写这个故事。但是，创作中又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更熟悉的儿子着墨偏多，由此就出现了主人公设定与人物塑造比例失衡的现象。

父亲在想象中策划了将儿子关进大衣柜后的窄夹道来囚禁治病的荒诞计划。导演为这一段戏“调来”了造型浮夸的护士与活人扮演的狗，她们以漫画式的动作图解着父亲的想象。鉴于与编导顾雷相识多年，看过他不少作品，我会认为“巴甫洛夫计划”段落是本剧“最顾雷”的一个篇章，最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趣味。然而，这段戏的风格性却也恰恰暴露了他对父辈的隔膜感。因为隔膜而不能理解他们的执念与逻辑，无能也无力用相对真实的笔触来表现人物的行动，因此不如将它们荒诞化，尤其是在“儿子”的立场看来，父辈们的许多行为原本就是荒诞的。

创作者并不了解他的主人公，这是《水流下来》错位的症结所在。假如选择儿子作为主人公的话，叙事与表达都应当可以捋顺许多。还有一个可能是，创作者或许并没有十分在意主人公问题，或许儿子和父亲是双男主，观众也大可接受这种设置，然而直到舞台上因主人公和移情错位导致了观演及表达障碍后，我们不得不说就本剧而言，双男主是行不通的。

戏剧不发展，而且不动人

让我们回到《水流下来》的第一幕，还是那一场父子冲突，在老生常谈的逼婚话题下，展现的是一对关系相当糟糕的父子。他们彼此对话时的分贝、用词的尖锐度一直吊在高点，这叫人自然地猜测二人之间有过难以逾越的往事。然而随着戏剧的进展，尤其是“美好旧日回忆”后，猜测落空了。原来这就是一对曾经亲密的父子，如此普通，原来什么恶劣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父子关系差到这个地步，很难用简单的性格不合和逼婚矛盾来解释得令人信服。若仅因如此儿子就对父亲态度如此恶劣的话，“不孝”的判断随之而来。这实在是有损人物，并进一步损折了作品的表达交流。

与过去的事件开掘不足相对的，是剧中情节进展偏弱。直到第二幕后段，父亲意图通过“巴甫洛夫效应”医治儿子不婚症的目标才确立起来。而儿子则在戏剧的全部时间内都是被动的，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是应对着各种情状。

《水流下来》会让我想到台湾表演工作坊的话剧《红色的天空》，剧中有一段儿子到养老院探视父母的简单事件小品。故事发生在一间寒酸的养老院陋室之内，金士杰扮演的四十多岁到大陆做生意赔了本的儿子，破天荒地来探望父母，其实是想拆借父母仅剩的养老保险本金投入生意。这个目标令儿子的行动清晰可辨，戏是向前发展的，观众一直有所预期。几分钟的小品开掘出了这个三口之家几十年来因为失败感而蕴蓄的暴力氛围。待到剧终，原本判定儿子不孝的观众也不再是一边倒的指责，而是深思这个家庭悲剧的源头何在。

没有可供开掘的前史，亦没有此刻要追求的目标，《水流下来》舞台上激烈的语言动作就呈现为单纯的话赶话式的吵架。动作缺乏可供延展的层次，虽然呈现了包括医闹伤医、创业危机、中年焦虑等社会性话题，亦有绝症时限对戏剧情境的强化，其间散落着许多童年糗事揭短等颇有生活质感的细节，然而“戏”仍是静止的。

静止的戏剧能否动人？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条件是舞台上的一切能够引人沉浸。客观地讲，“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意向本是能够引起观众普遍共鸣的，尤其是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水流下来》中散落的那些不乏私密质地的细节，也足见创作者动用了自己的生活积累。这是个有阅历的作者。

法国左派戏剧大师穆努什金和其带领的太阳剧团有一出名为《蜉蝣》的戏，第一个片段也是一篇关于生死的小品。中年女儿因母亲去世刚刚挂出将母亲带花圃的房子出售的告示牌，就有一个新得了女儿的爸爸敲门看房，并当即决定买下它。中年女儿听着闯入者聒噪的电话声追忆起在花园侍弄花草的母亲……除了生死偶然的交汇，人物行动、交流判断与情节就再没有什么戏剧性了，必须承认，这也是一个“静止”的场景。然而，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感到太阳剧团的成员们想要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静止的瞬间，因为这里有情感共鸣，以及剧团全体成员的合力与自信。演员完全生活流的表演状态，配合落力用心的场景细节，从铁门的第一声“吱扭”作响开始，即将观众拉进了剧中人的生活。太阳剧团自信于他们有能力营造出生活的幻觉性，令每一个直接、间接甚至还未经历过丧亲之痛的观众都能够因为这份真实沉浸其间。

遗憾的是，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这种幻觉瞬间是极为罕见的。《水流下来》的表演不够真：舞台腔拉远了观众与情境的距离；儿子扒在大衣柜上的动作无法建立真实的空间感，因而令父亲原本荒诞的计划更加引人费解。

体制外一代到了不再被宽容的年纪

虽然置喙了许多不足，但必须指出，《水流下来》仍旧是一出诚意作品。正是创作者基于年龄阅历的发心，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曾经的青年人在人生进程的不归线上正褪去青涩，走向成熟。

顾雷是我们这一代戏剧人的代表之一。2001年，他在北京理工大学太阳剧社排演的《沃伊采克》轰动戏剧界，该剧也成为令校园戏剧这个“在野”的创作势力进入主流视野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此出发，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告别无羁的长夜》《十个人的夜晚》《顾不上》《人生不适情》等，从校园剧社到成立树新风剧团，他并没有攻读过戏剧学位，一直以业余身份坚持着自己的戏剧道路。这很能代表一代中国戏剧人的创作与生存现状。

与我们的前辈戏剧人不同，在中国戏剧最低潮的上世纪9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我们，很多都是大学期间才有机会接触戏剧，并照猫画虎地开始自创章法的戏剧创作。青戏节平台上活跃的创作者，半路出家占相当大的比例。与之相应的，即使后续经过专业学习与学历加持，也大多没有像前辈那样进入国有戏剧院团，而是踩着艺术院校专业扩招的时代季风进入了高校担任教职，戏剧创作成为本职工作之外的业余事业。

时代的开放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在院团体制外另立门户的一代戏剧人选择了个体创作的自由，而放弃了体制内的庇护与推送机制，在商业戏剧大环境还未成型的本世纪初期，从大学生戏剧节到青年戏剧节再到后来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曾经是中国一代戏剧人几乎唯一的露出渠道。彼时的新锐们以一年一剧的节奏创作和成长着，积累作品和经验的同时，也积累着自己的受众群。

十余年后回头看，这一代戏剧人受到过太多的宽容，一不小心也来到了不再能够被宽容的年纪。在即将迈入中年门槛之际，有人选择重返体制，入编国有院团。以国家艺术基金为代表的官方扶持项目也逐渐辐射到这一群“在野”的创作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令民间戏剧能够以工作室、公司的形式经营运转，大环境相较于十几年前明显改观。然而，走过各自独辟的戏剧之路的这一代戏剧人，到底给中国戏剧带来了什么？能留下什么？在自己逐渐步入中年，理应进入创作成熟期的时刻，有没有胆量正视自己的不足？

《水流下来》戏剧结尾，送别了父亲的儿子述说着自己按照父亲用生命给出的基因时间表，迎来了四十岁的膝盖损伤，这个关于生命传承的有力的细节点题，叫理性的我感动的同时心呼“太晚了”。不是剧中人尽孝太晚，而是创作者的有效处理来得太晚了。“人生从四十岁才刚刚开始”，是我热爱的苏联经典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的经典台词。那么，既然开始了，想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什么？是正在步入中年的一代中国戏剧人此刻人人都应自问的，在还不至于太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