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近千人赶到八宝山送别谭元寿先生。作为一代京剧名家，作为一位跨越了旧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时代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身上所具有的京剧精神，是值得后人所总结和学习的。他个人的艺术经历和艺术实践，对于我们未来的戏曲事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谭元寿先生低调、务实、谦虚、谨慎的艺术作风和做人原则。

当下是一个四处出“大师”，遍地生“艺术家”的年代，稍微有些名气或者流量的演员，尤其是从事传统艺术工作的演员，特别容易就被外行“饭圈”或者写手、评论操控者冠之以“艺术大师”或者“著名表演艺术家”之名号，而这些演员也欣然受之，并洋洋自得。

但是谭元寿先生从来不喜别人这样称呼他，更不敢以这些虚名自居，他曾经说过，“父亲谭富英总教育我‘实至名归’，特别是京剧演员，排位、收入要实至名归，全要看台上能耐，台上见，实实在在到了那份儿上，自然而然地就归你了。”

虚心向前辈学习，积极提携后辈，关心年轻人的培养，著名丑角演员黄德华和著名戏曲教育家李文敏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便提到谭元寿先生首先是一位好人，“只有先做好人，才能演好戏。”

实际上，谭元寿先生的这种艺术作风和做人原则，既有京剧世家的家源祖训，也有传统戏班百余年流传，同样更有新中国新时代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培养。他的这种为人处世原则，恰恰是传统道德中的良性部分与新时代新精神的圆满融合，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艺术中所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发展一切传统艺术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它们活下来或者活得更好，而是最终能够让这些艺术中的艺术精神去丰富人、去净化人、去美化人，让传统文化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试想，如果我们的演员或者传统艺术从业者连传统文化精神都不具备，逐名追利，内不养外不修，把自己和艺术放进了“玻璃罩子”或者放进了“马戏园子”，最终顶多是把传统艺术的外壳呈现给观众，遗留给后世，但内在的人文精神已经荡然无存，这种只顾眼前沽名钓誉和流量，不顾未来发展大局的行为恐怕才是传统艺术最大的敌人。

其次，我们要学习谭元寿先生在艺术上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紧跟时代步伐的艺术精神。

谭元寿先生出身谭门，以谭为主，融合余派，艺兼南北，文武昆乱不挡，更重要的是他能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将“传统”用在“时代”上，从而以旧创新，以旧变新，以旧换新；反过来，他在排演时代剧时没有脱离传统戏曲规范，将“时代”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从而以新见旧，以新乐旧，最后达到以新爱旧的效果。一个郭建光，背后是多少传统的底子，同时又有多少新的表演程式的塑造，足以说明问题。

反观今天，我们的一些从事传统艺术的工作者，要么把“流行”看作学戏的唯一标准，忽视自己的个人特点；要么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割裂，把西方与东方完全割裂，东施效颦；要么对自己过高估计，忽视戏曲合理表达，乱改唱腔和程式，以丑为美，博取廉价掌声。

显然这样的艺术格局是无法承继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的发展的。

最后，我们要具体地研修谭元寿先生遗留下来的剧目、唱腔和其他的艺术表演手段。

尽管谭元寿先生离去了，但幸运的是他门徒广泛，一代弟子和二代弟子遍布四海，且不受门派所限。同时，谭元寿先生也留下了许多的剧目和影像资料，这对于后人研修他的艺术，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大有裨益。

其实就像戏曲名家杜镇杰所说，暮年的谭先生在排戏这件事上比杜镇杰自己都着急，原因很简单，对于暮年谭元寿来说时不我待，不能让这些传统的东西绝了后路。而纵观整个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不仅仅是京剧一门，真正的老艺术家日渐稀少，不抓紧留存、挖掘和恢复他们的艺术成果，最终只会让伪艺术、伪传统、伪大师流行于世，让谎言借助流量肆意横行。

唯有守正与创新，方能拨开谎言与“唯流量”的迷雾，让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人文精神在新时代里更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