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说，我们强调中华文化以丰富我们的精神资源，挖掘我们的历史传统，强化我们的文化自信。“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于”就是说传统文化已经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在革命、建设、改革当中得到了熔铸，形成了一套中国向前发展的、走向现代化的、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说我们不管用多么大的热情宣传传统文化，不是回到汉代，不是回到清朝，也不是要回到民国，而是要建设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反感一到9月份有些学校开学的时候穿的那种稀奇古怪的服装，而且捂得一身汗，甚至还要求背《三字经》、背《弟子规》，包括一些企业吸收工人时也要先背《弟子规》，如果都按《弟子规》的规矩办事，恐怕咱们工人的福利也许会出现问题。我们学传统文化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很早我就听赵启正先生说过，他有次带一个高级学者代表团在国外访问，到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问道：你们到处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讲几句怎么博大精深法？启正同志对同行一个学问最高的同志说，你讲一下。这个教授表示：没法讲，博大精深你能有法讲吗？又博大又精深，讲的话就得讲半年，开门课都可以。然而我说，怎么博大精深就没法讲了呢？我就觉得咱们得想办法让中华文化有法讲，讲得不太准确不太对可以，只要不断改进充实。所以我试一下，确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之感。有不成熟的地方或者硬伤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来，帮助我改正。

中华文化的“三性”

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三种特性。

第一是积极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你或许不能解释清楚生命的来源、归宿与终极意义，但是你必须积极地履行你的道德义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积极性。

第二是此岸性。但不完全是按佛学的观点来讲，而是说此生此世当下就是此岸。孔子的说法是：“未知生，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荀子的说法是：“圣人为不求知天”。不要求知天，但就在讲天道的一段里，荀子紧接着又说，想要了解天机、天意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尊重天的规律、天道、天理，这是可能的。人要敬畏“天”、服从“天”、顺着“天”来做事。就是说，要在这种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之下，还得好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儒家讲“修齐治平”，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比如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实也是讲另一种“修齐治平”。

第三个是经世致用性，跟前面说的两个都有关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瞧不起孔子，黑格尔曾说读了《论语》（当然是译本）后，觉得还不如不读。不读的话他本来非常尊重这位东方的大圣人，读了以后却觉得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他甚至指出孔子缺少抽象思维的能力。相反，黑格尔非常佩服和喜欢老子，尤其喜欢他“知白守黑”的绝妙提法。然而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却对孔子赞许有加。这个原因很简单，黑格尔是专家，是大学者，孔子不是专家，不是学者，孔子还嘲笑自己说：自己种地不如老农，种菜不如老圃，一定要问特长，我只能答是赶车。孔子要做的不是专家，不是学者，是圣人。圣人是什么？挽狂澜于既倒，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把这个社会能再整理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他的人品、他的言行举止都成为社会的榜样，都能改变社会风气，优化社会风气，使正在堕落的社会恢复到像西周一样“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孔子还主张“君子不器”，他看不起那种只会一两样绝活的人，他倡导的是整套“修齐治平”之道，是要建立大同社会。伏尔泰与黑格尔不同，他觉得孔子太了不起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世界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道理讲清楚，而且既没提圣母玛丽亚，也没提耶稣基督。这是因为伏尔泰是启蒙主义者，他所碰到的论述者都是用《圣经》来解释，要用另外一个世界的神来解释。

中华文化的“三尚”

中华文化还有三尚。

第一点是“尚德”。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传统文化认为德是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现在的提法也是以德为先。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第二点“尚一”。因为“一”代表天道，“一”代表太平，“一”代表幸福。孔子的说法就是“吾道一以贯之”。孟子的说法是“天下定于一”。老子的说法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同时我们对“一”的解释是非常复杂的。“一”是什么？“一”就是“多”的总和，用郭沫若的诗就是“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当然有更古老的考证，说“一切”来自《华严经》，并不是郭沫若的发明，中文这个“一切”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是统一，“切”是许多的部分，既是“一”，又是“多”。天子的权力是“一”，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多”，所以天子既是“一”，又是“多”，而这个“一”又是天道。“一”在中国有非常特殊的说法，首先是“天人合一”。有人提到说“天人合一”证明了中国早就关注环境，但那个时代环境问题并不突出。在“天人合一”中，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循环论证——人性是美好的，人性是天生的，人性就是天性，天性集中起来再升华一下就是天道，那么天又是一个大的存在，天既是一个大的存在，又是一个道，而且“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跟我们讲的大自然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自然不是主语也不是宾语，而是一个状语。什么叫“自然”呢？就是自己存在、自己运作、自己发展，这正是当今唯物主义的主旨。同时天又是高大上的概念综合。某种意义上，不管老百姓也好，圣人也好，实际上是把天看成上帝的，“苍穹”在汉英辞典里就翻译为god，就是天国。比如说颜子死了，孔子就说“天丧予”。这里的天就是指上帝，天不仅是指自然界的天。

我对《道德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天”字用得比“道”字多得多。这里的“天”是一个终极概念、神性概念，但是它和人合一，因为人性虽然有不同的说法，基本上是善良的。老子也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他才问：你能回到婴儿时代的单纯、美好、善良吗？我还看到一位老师分析：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容易接受？因为马克思主张性善论，西方的许多法制的设计则是出自于性恶的预计。虽然他们没有像中国人这么明确地来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私是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人就不会自私。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达到国家消灭、政党消灭、阶级消灭、警察消灭、军队消灭、法庭消灭，实际上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理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论述：人性是善良的，是天生的，没有在家里不爱自己的双亲的人，这就是孝；没有不爱自己的兄弟姊妹的人，这就是悌；既然在家里孝悌，你出门就爱你的长上，爱你的君王，爱天子，你就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你就是有了忠、有了信，然后各种美德就越发展越多。这就是用人性来证明天道，用天道来指导政治。用天道来规范德行，就是道德。当然古时“德”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说的道德不完全一样，德很多时候指功能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是道。它又能用来证明这个世界的美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样就肯定了物质的存在、自然的存在，然后又用道德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的崇高性。儒家在谈到理想的政治的时候，总要以周文王为例。因为周在开始的时候封地很小，方圆才100多里，但由于文王道德高尚，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道，符合人道，符合神道，也符合自然之道，当时叫做天下，他就把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都凝聚起来了。用姚雪垠《李自成》里的说法：民心就是天心。

所以中国的这种“一”的观念，既是一，又是混杂的，又是什么都掺和到一块的，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天人合一，天、神、人、道、政合一。还有一个观念是“知行合一”，既然以人心、人的道德为圭臬，既然心好了就什么事都好了，所以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格的尊严，只能用一些行政上的刑罚手段管着他；“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则是说人要有尊严，而且有了格调，才能够提高。

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说法，外国人都不容易理解，比如我们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个说法非常可爱，因为都要治病救人，都要同情别人的甘苦，都要施以援手。智愚也是可以统一的，《论语》里面多次出现这个话，就是该傻的时候要傻，该聪明的时候要聪明。“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

第三点是尚化。中华文化的尚化，早在庄子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叫做“与时俱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等均体现了“与时俱化”，学习与包容的“尚化”思想。

中华文化的“三道”

首先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包括君子的一切，包括他的主张、行为和社会活动记录，也包括了他的言谈、话语、举止，包括了他的容色、面部表情。孔子要求到这一步，光尽赡养父母的责任还不叫孝，因为养一个动物也是养着，问题是容易“色难”，做到态度好并不容易。你觉着双亲老了，糊里糊涂，你的工作又多，于是开始烦他们，把钱往桌子上一扔，这个不叫孝。君子之道涵盖各个方面，要把君子之道分析得更加清晰。比如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荀子谈到社会生活的时候比孔子还接地气，他形容君子既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小人成功不起，也失败不起，说得非常有趣。孟子也讲了关于孔子的一个故事，《论语》上并没有记载，我看了以后拍案叫绝。旁人问孟子：你整天说孔子多么伟大，孔子在鲁国做了几年大官，最后在主持一个祭祀时，竟然因为祭祀活动送来的熟肉不合乎标准而大怒，连主持祭祀的礼帽也没摘就辞职走了。孟子答道：你们懂什么？孔子为官是到处游历，来寻找实践自己政见的机会。其中，他受到最高礼遇之地是鲁国，但是快三年了，虽然鲁君对他态度一直很好，但是关于仁政、王道的思想却始终实现不了。孔子想辞职，但是又不希望酿成事件，不想有不良的影响，他还要在各地巡游寻找更好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他必须和君王继续保持美好的关系，何况鲁君本来对他那么好，所以他要找个借口，这次肉不好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宁愿让天下人说孔子这人急性子，但对鲁国没有什么影响。孔子对鲁国没有什么不满，这是符合君子之道的。所以孟子的分析算一绝。

第二是中庸之道。这一点孔子讲得很重，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种说法，中不是指正中间的意思，“中”念四声，是准确的意思。庸也不是平庸，而是正常。中庸就是既准确又正常：不要不足，也不要过犹不及，这个在中国非常重要。西方的政治学讲究多元制衡，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想实行权力分割、互相制约非发生内战不可，因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不是靠制衡，而是靠中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时间的纵轴上经常发生一种平衡和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讲中庸之道是有道理的。

1957年在中国作协，我被邀请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会议，连续开了好多次会议，我也受了教育。丁玲同志发言的时候提到：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我当时听了吓一跳，因为当时我才23岁，要看几十年的话，那我还不能算人呢。我想，你“河东”时表现挺好，你“河西”时我再等你两年表现还好，这个人可用。如果河西的时候马上换了一副相貌，对不起我不用你。所以要看几十年，这也是中庸之道。

第三是韬晦坚韧之道。这个在其他国家的文化里是没有的，而在我们的神话里面就很丰富，如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等等。还有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豫让为了给恩主报仇，需要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浑身涂了油漆，然后还吞了炭来改变自己的嗓音，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越王勾践和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国自古就有这么一种看法，一个人要想干成点事就得受不可思议之苦，要在别人都认为不可能成功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例如红军长征，就体现了这种苦斗精神。这种坚韧性、韬晦、以退为进，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比如“忍辱负重”，想想这四个字有时候我的眼泪都能掉下来。

虽然刚才说了这么多有特色的地方，但是第一，它并不是奇葩，仍然和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可以相通，比如“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我原来认为这是非常中国式的说法，但是2016年有一次我在旧金山渔人码头吃饭，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个很大的商店，名字就叫“One is All”。我心想：美国人也懂这个？上网一查，有两个解释，一个说这是一个餐馆，这里什么饭菜都有；还有一个解释是这是家一元店，卖各种处理品，交一美元拿一样东西就走，所以也叫“一就是一切”。

第二，中国文化有它的有效性，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一点我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但起码有一条，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非常独特的，其信息的综合性和“尚一”有关系，一个字里面把什么意思都包括了，既有声音又有逻辑，既有形象又有结构。中国文化是一种有效的文化，又是一种能够自我调节的文化，一种随时能够改进的文化。为什么？比如孔子这句话我们一听就觉得了不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不贤而自省，那么联系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化很了不起的地方。中国早就有些大人物，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不断地往前推进。中国文化推崇经世致用的人才，李白诗歌中讲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认为鲁国那些腐儒，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李贺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但是连李贺的诗里头也写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后来的思想家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也有这样一面。所以在中国，早就有对自身文化进行挑剔、期望它有所变化的思想。这和现在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致的。

第三，我顺便谈一个观点，就是五四运动激活了中华文化、挽救了中华文化，五四运动使中华文化能够开始寻找自己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绝不是说颂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等于否认五四运动。最近由于疫情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彰大会上强调，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胜利，特别提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以生命力的顽强、凝聚力的深厚、忍耐力的坚韧、创造力的巨大而闻名于世，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此文根据9月20日王蒙先生在“远集坊”第三十二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已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