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底至1847年初，恩格斯撰写并完成《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以下简称《诗歌》），这既是一篇彻底批判并清扫当时德国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害社会思潮的檄文，更是一篇十分精彩精当的文艺批评之作。认真回顾这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经典文献，精准把握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于当下作好文艺批评仍具有现实价值。

基于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

文艺批评首先要解决立场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其态度、取向、观点会有差别。在恩格斯看来，所谓超阶级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诗歌》中，恩格斯基于这一立场果断揭开“真正的社会主义”宣扬所谓超阶级“人性论”的虚伪面纱。他抽丝剥茧地揭露了格律恩文中所指的“人”的行为特征：“人”在“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中彰显着“爱和平的和善于持家的天性”，对于“有教养的阶层”总是怀着深厚的敬意，对于上层贵族更是毕恭毕敬。对于“人”而言，小市民生活的舒适感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畏惧一切强大的社会运动。当运动迫近时，“人”不是胆怯地躲在火炉背后，就是急忙卷起铺盖溜之大吉。这样的“人”，不过是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德国小市民阶级而已。

恩格斯鞭辟入里地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表现为“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恩格斯尖锐批判格律恩写《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就是想证明革命是无用的，无产阶级是无用的。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前夕，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要胡乱编造一套模糊阶级矛盾的理论主张来阻挠工人运动的顺利开展，其目的就是反对一切动摇他们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变革。

恩格斯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科学分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宣扬超阶级“人性论”背后的真实目的：从观念出发鼓吹超阶级的“人类之爱”，但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在现实中去实践。恩格斯后来在1885年11月26日给考茨基夫人的信中谈到：“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起到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恩格斯总结道，他们的文艺作品呈现出的与现实状况的感伤的“和解”，起到的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止血用的三包沸腾散”。正是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消极影响，恩格斯在《诗歌》中第一次提出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的根本任务，这是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社会功能作出的科学结论。

基于唯物主义的文艺史观

基于不同的世界观进行文艺批评，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格律恩等“真正的社会主义”从人性论的唯心史观出发进行文艺批评不同，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开展文艺批评，这使其观点建基于科学的世界观之上。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体性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唯物史观。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是他们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系统论证的话，那么，第二卷则辑纳了他们运用这一新的科学原理系统批判当时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错误思潮的一系列文章。当时，已经进入自觉阶段的工人运动受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保守小资产阶级的误导而存在走向歧途的风险，尤以卡尔·格律恩在国际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中的鼓吹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恶劣。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对这一流派从哲学基础到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各方面的代表性观点进行逐一揭露。恩格斯的《诗歌》一文就是对这一流派散布在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中的荒谬政治观点的彻底批判。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来看，他原本兴致勃勃地打算将这篇文章补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但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出版上遇到困难，这篇文章只陆续发表在1847年9月、11月和12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

《诗歌》由《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两个部分组成，运用唯物主义的文艺史观深刻而细致地分析和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鼓吹唯心主义人性论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恩格斯将倍克诗歌的滑稽可笑分析得深刻透彻，指出诗人将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荒诞幻想披上了诗歌的外衣，而一旦这种幻想在现实中失落又发出幼稚的愤慨。例如，在《致路德希尔德家族》诗文中，倍克抱怨银行家不是良心善士，指责路德希尔德从来没有“为了伟大的神灵委托给你的一个温和的、给人幸福的使命”而忘记利己主义、欺诈和高利盘剥的手段并牺牲自己的财产来推动“人”和时代向前迈进，转而却又发出了“啊，愿您能把黄金的天恩普照世人”的阿谀奉承，丝毫不敢动摇封建贵族的基础社会关系，只希望“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

相比于倍克的软弱性，恩格斯对格律恩宣扬“人类之爱”的欺骗性揭露得更为彻底。格律恩有技巧地利用歌德软弱的一面来维护德国小资产阶级利益和行将没落的社会制度。格律恩歪曲歌德经常使用的“人”的概念，把歌德在非哲学意义上所指的人偷换为“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口中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将黑格尔的哲学基础嫁接到费尔巴哈人性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大杂烩。在具体分析中，恩格斯一一驳斥了格律恩作为唯心主义追随者的那些本末倒置的论断。例如，针对格律恩在评价《维特》一书时仿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说宗教哲学基础是社会弊病的最深刻根源这一观点，恩格斯深刻揭露“这个‘基础’的产生要比‘弊病’晚得多”，一语点出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

在《诗歌》中，恩格斯提出“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而不是用道德的、党派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歌德，认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对于歌德在政治态度上的两重性，恩格斯既反对格律恩精明市侩的赞扬，也反对门采尔和白尔尼的狭隘局限的批判，而是辩证地指出其反抗性和妥协性不过是“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秘顾问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点，恩格斯认为，歌德以唯心主义的方式从内部克服“德国鄙陋”的愿望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最薄弱之处。恩格斯在《诗歌》中揭示：“高高地站在革命之上的歌德……超过了革命整整一个世纪的歌德，是不能同情革命的，是不能关心他在1773年就与之绝交了的‘空喊自由的’人民的。”“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而其懦弱的一面遭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歪曲利用，格律恩的每一句庸俗的赞美都成了历史给天才诗人“最残酷的报复”。

基于现实的评价方法

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要面向现实，具体评价标准为创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恩格斯在文章中强调，文艺创作必备的才能是讲故事的能力，能够将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别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这种能力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而细致考察倍克的整本诗集，恩格斯发现他对叙述和描写完全无能为力，这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普遍特征。由于这一流派“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他们“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由于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支撑，文艺创作和评论只能沦为对社会现象流于表面的碎片化的罗列和主观的判断。

“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脱离实际、空想空谈的更深层次原因是这一流派缺乏政治品格，他们丝毫不敢也不愿直面现实而揭示其精心维护的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例如，恩格斯在分析《战鼓之歌》时，将倍克与海涅进行了对比，使倍克脱离实际的空想一目了然。恩格斯指出，同样的创作题材，海涅会将小市民的幻想故意抛到高空，再重重抛回到现实的地面，大胆地激起他们的愤怒；倍克却跟着这种幻想一起翱翔了起来，跟小市民一道沉溺在虚假的慰藉中。那么，当诗人跌落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同样是要受伤的。此外，这一流派普遍爱好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的人道主义说教。恩格斯总结道：“当他们遇到一个他们不懂的论断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断与哲学无关，所包含的是一些法律、经济及其他等等的术语），他们就立刻把它压缩成一句简短的、用哲学术语装饰起来的句子，并且把这种胡话背得滚瓜烂熟，以备随时应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文艺不但没有发挥鼓舞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革命运动的实际作用，反而变成了回避社会矛盾的抽象的、投机的、闲逸的、萎靡堕落的教唆。他们拿来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坏、最抽象的东西”而抛弃了这一理论对产生社会问题的现实基础的揭示。

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具体内容和社会功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然而，恩格斯在《诗歌》中批判的超阶级“人性论”等错误思潮并没有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相反，仍以各种样态若隐若现。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每当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危机，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得淋漓尽致的错误理论就会被拿出来扰乱思想舆论。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更要不断地回顾经典、学习经典、研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