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和导师，对于戏剧文学这样一种特殊的艺术，也有深刻的研究、卓越的才能、浓烈的兴致。

如果以为马克思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戏剧家，既没有写作剧本，也没有写出系列的文艺理论、戏剧理论专著，似乎在戏剧文学方面没有建树与成就，这是很不公正的。马克思当时处在紧张的革命斗争时代，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领导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没有工夫去写文艺理论与戏剧理论的专著，无时间去创作戏剧文学作品，这是事实。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包括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戏剧理论。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史的论述，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形态，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与艺术发展的关系，艺术的产生，阶级社会与文化，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工人阶级与文化，无产阶级革命与艺术发展，艺术与共产主义，人的创造与美，现实与艺术中的悲剧和喜剧，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意识的继承与决裂等等问题的论述，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文艺理论的严正的体系。马克思在他的各种著作中曾经引述和评介了上自古希腊悲剧，下到他同时代剧作家的文学作品和许多例证，这些合在一起，不啻是一部关于欧洲戏剧文学的历史的评述。何况，马克思主义还专门写过对于拉萨尔的剧本《弗朗茨·封·济金根》的专门评论的著作，极详尽地谈论到戏剧文学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直至今日仍是社会主义文学与戏剧在创作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马克思是位戏剧文学的爱好者，他的女儿燕妮和劳拉有一次问他：“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马克思回答：“是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和歌德。”这三位都是杰出的戏剧文学家。据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每年必读一次希腊原文的埃斯库罗斯的剧本。至于莎士比亚，马克思全家都非常喜爱。马克思和他的女儿们一样，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背诵如流。

马克思不仅爱好戏剧，而且对剧本有深邃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引用戏剧作品中的话，来表现他深刻而卓越的见解。例如谈到旧的历史形态必然走向坟墓、历史的结局是愉快的时，他就以此来说明悲剧与喜剧的特征，并以埃斯库罗斯的剧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主角为证。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称“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道者”。因为这位神话中的铁坦神，蔑视了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神地祗。马克思仅在《资本论》这一部著作中，就多次引用莎士比亚的剧本来论证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表明着对于那些被引用的作品的超过前人的、完全在革新意义上的理解。马克思多次提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光荣的农民”，用它同“自耕农”、“雇佣工人”作经济上的对比。他还在《资本论》中用夏洛克的形象及其台词，揭露资本主义工厂主对少年和女工的残酷剥削，这也就深刻地阐明了夏洛克形象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论述到商品的质的差别在货币中消灭，货币作为彻底的平等论者又消灭一切差别时，又引述了莎士比亚的剧本《雅典人泰门》中的诗句。剧本中的诗句，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四哲学手稿》中引用得更长更多。马克思紧接着《雅典人泰门》中的引诗评述道：“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莎士比亚强调了货币把一切人的特性和自然的特性加以黑白颠倒的力量，和它使各种不可能的东西结合起来的超凡的力量。

马克思对古典的戏剧理论，也深有研究。他在1861年7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说：“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戏剧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斯多德）的曲确理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显然，这个结论是对亚里斯多德、波瓦洛、达西埃几位理论家的论著进行了比较后才作出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古典戏剧理论上具有很高的修养。

马克思还是一位具有戏剧才能的人。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有时在兴奋中，就模仿起德国名演员塞尔德曼所扮演的歌德《浮士德》里的梅菲斯特一角色，他能恰到好处的念白，深入人物精神内部。特别值得提出，马克思也有创作剧本的愿望和才能。他曾答应他的女儿写一本戏剧文学作品，描写古罗马的历史，其中主角是有名的演说家格拉古思兄弟，他们主张土地改革，节制贵族的贪欲，结果弟兄二人相继被害。但是，由于马克思要把主要力量放在革命斗争与革命理论的重要研究工作上，这个戏剧创作计划未能实现。

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戏剧评论家，他是马克思主义戏剧原理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分别给拉萨尔的剧本《弗朗茨·封·济金根》提出意见，两位革命导师不约而同地阐述了戏剧艺术的许多重大原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戏剧美学的基础。马克思在他自己的信中，对于拉萨尔的剧本的思想内容、矛盾冲突、性格刻划、情节结构、场面、语言、韵律等等方面都作了评论。马克思指出：一个剧本所选择的主题应该适合表现它的戏剧冲突。写历史的剧本不能用全部注意力去写贵族，相反，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是更加重要的注意对象。他的这些论断，是我们今天戏剧工作者应该仔细研究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