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同质化,讲述鲜活恢弘的当代苏轼故事 ——评话剧《苏堤春晓》对文化原典的当代重述
2024-05-27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赵妍近年全国各地戏剧舞台上至少有十数部以苏轼为主角的作品,内容却趋于同质化,被揭开的往往是苏轼面容相似的冰山一角,而水面下潜藏着的更多的故事和精神,都等待着戏剧主创去挖掘和揣摩。有艺术追求的戏剧家,都力求塑造自己的风格语汇,尽可能在新编历史中体现当代价值和个人思考。若想“出圈”吸引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亟须使苏轼题材戏剧作品得到更新颖的史实解读、更多维的体验共鸣。由田沁鑫导演的话剧《苏堤春晓》,在这方面为当代创作者提供了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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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旋律的命题语境下,田沁鑫导演的心曲可意会不可言说,其对苏轼精神气质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提炼,确定了《苏堤春晓》的内在主题格调和外部风貌形式。全剧以“大宋公务员的日常生活”来呈现苏轼,进行了一场新颖独到的文化原典的当代重述。以史实为骨架,以现实为血肉,以幽默为灵魂,以新颖圆融的视觉样式,以突破程式化的表演意识,以现代先锋的思维模式,讲述了一段鲜活恢弘的当代苏轼故事——他穿越古今的悲悯和达观,到任何地方都能用内心的灵性照亮周围,那些观众从文学视角所认识的遥远而严肃的人名,在剧中成为扑面而来的鲜活面孔;那些跨越千百载仍使今人共情的璀璨艺术作品,亦是古人历经仕途颠簸、半生坎坷的产物。
编、导、演、舞美众主创在舞台上构建了一个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世界,既融合于观众的日常生活又独立于通俗的艺术认知,碰撞出一款最“熟悉”的“陌生”苏轼,他不完美,却有真诚而完整的魂魄。他在政治漩涡里踌躇沉浮,在艺术创作中瑰丽浪漫,在民生工程中务实入世,在嬉笑怒骂中蕴藏婉转深情——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苏轼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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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调度与主题内涵的契合
当西方文明的光泽隐遁在中世纪的幽暗里,中国则在宋代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艺术个性和创造力的舒展在苏轼身上汇拢交织。苏轼既是容易感伤的人,也是善于发现快乐的人。他既被誉为豪放派词人,同时词风多样亦蕴淡雅婉约。他改变了词的题材内容,可以写历史如《念奴娇》,可以写亲情如《水调歌头》,也可以写爱情如《江城子》,政治、经济、军事、农事、怀古等皆可入词。他有笑纳一切的达观,把贬谪的经历当作一个机会,去探索新的书写自己的方式。乌台诗案之后的经历,使其早年作品中的讽刺与愤怒,慢慢地转化为人性中的宽容和温暖——“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苏堤春晓》的舞台呈现,在解读苏东坡生命感悟、精神嬗变和艺术升华的复杂过程,也展出当代互联网式多维度的“超链接结构”。演员灵活的间离表演时而现实时而神游,跨越剧情直抵人物内心情感,散碎的历史片段通过人物不断入戏出戏的舞台调度,连缀成浑然整体的链条。史实与轶事融会贯通、嫁接翻转,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多面向的苏轼,共同探讨政治、文学、时代与当下个体之间的关系。
全剧高潮是王弗、书童、马梦得、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和宋神宗等人物不可思议地汇于一蓑烟雨中陪苏轼同舟泛湖。两位“船家”借船舷道具结合肢体化的表演,发挥传统戏曲道具写意用法,展现出泛舟的意象——漂泊不定的小舟是苏轼彼时摇摇欲坠精神世界的形象表达。恩怨爱恨纠葛半生的爱人、朋友、政敌、上级,已去世的和仍羁绊的角色,用那根东坡竹杖的拿起与放下进行诉说与和解。主创以戏剧舞台独有的形式和肆意的想象力,弥合了横亘在彼此间时空与观念的鸿沟。入仕荣华与落魄苦难,此刻消散成了过眼烟云,羁旅困顿中一场发烧病痛却成就了苏轼最痛快酣畅的时光。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宫殿、朝堂、寺庙、田间、水畔、山野、集市,简洁灵动的视觉空间和表演调度承载起复杂的事件与情感,恰是外有神色、内蕴精神的统一。主创合力不断打造强假定性、强间离效果,“破墙”与观众对话,做到了“脱俗又通俗”。角色的游戏感随时跳进跳出,不受束缚的时空解读极大丰富了观者神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识和戏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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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传统审美与当代视觉表达
“宋代”不只是朝代的名称,而演变成了艺术史中一个独特的美学符号。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国祚绵延三百余年,虽战乱不断、家国沉浮,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较繁荣、文化较昌盛、艺术较高深的朝代。
《苏堤春晓》舞美总监王琛捕捉到了宋代人文鼎盛的中正雅致、大气清幽的视觉基调,同时营造出一片博大浩瀚的时空,为的正是与苏轼这个丰盈的生命个体相遇。在舞美创作中其力求将视觉空间做到极致开阔,将道具和表演支点做到极致克制,这让作品的舞台审美十分高级,婉约与豪放兼具、含蓄与清丽并存,有繁华旖旎,也有萧瑟凄冷。
舞美主创用十七组高达9米的屏风阵列装置将舞台切分,结合苏轼相关的文献书法以及宋代山水画,以交错、推拉、开合,对舞台整体视觉进行主动的解构和置换,不断将空间形象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结合灯光、多媒体设计形成统一又多变的空间,具有极佳的兼容性。在历史真实中本处在不同时空的人物,在剧中因《上神宗皇帝书》《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治奏章和大量文学诗词而结构在一起。宋代绘画的构图与配色勾勒出一组组意象的舞台切换形式,以淡雅留白处理,与演员服装色彩的缤纷浓郁、高饱和度形成和谐互补和强烈对比,视觉效果层次更丰富。灯光设计在完成空间塑造的同时兼顾氛围和节奏,既时时凸显表演又不束缚表演,达到了极“空”的舞台和极“满”的效果。
全息纱幕既有隐现的窥视感功能,又形成宋代竹帘的空间审美,在纱与帘中潜藏“透”与“不透”,前区的整体“空”舞台与后区的隐区彼此交替,层层叠叠、忽隐忽现贯通于全剧,形成虚实、阴阳相互对应的时空呼唤,既可以解决“出将”“入相”之需求,更是对“入世”“出世”之观照。主要人物和歌队安排在不同空间之中,生死映照、疏密有致、动静皆宜。四十多把宋代座椅被巧妙安排在开阔的长画卷中作为陪衬,形成链接画面整体关系的重要元素。
《苏堤春晓》不仅是一次对“宋代公务员”的群像百态的描画,更是一场对当代人的文化、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精彩镜像。有价值的戏剧演出,时时会刺激观众联系和反思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变迁和持续性。笔者始终认为,只有充分而极致的表达,作品才有动人的灵魂。《苏堤春晓》在内容上的兼容突破和形式上的极致探索,毋庸置疑地引发了“出圈”热议。对文化经典真正的敬与爱,就应赋予其当代的价值,去解构它、破立它、再写它。出乎意料剑走偏锋的趣味,正是《苏堤春晓》最难得、最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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