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经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是在“砂之中寻出金”。如此看来，文艺评论的灵魂就是“发现”，至少包括：发现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文艺作品的价值和独特意义，发现“不成熟的、在困境中不断探索的文学力量”，以及“被忽略、被掩盖却有着极强生命力的可能性”（黄发有语）。人民大众对于这样的文艺评论自然充满热切期待，因为文艺的繁荣就是在这样的评论“呵护”下一路走来。那些充满质感、生动鲜活的文艺评论，曾经引领广大读者徜徉在文艺的百花园。

之所以提出在发现中重塑文艺评论的灵魂，就是因为当下文艺评论中还存在文风不正的现象，遮蔽了文艺评论发现的目光。有的评论凌空蹈虚，落不了地，满篇宏大词语，言之无物；有的评论沦为“朋友圈”式的喝彩，一味赞美，充满媚俗之气；有的评论新术语堆叠，生搬硬套，云里雾里。面对火热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史诗，这类文艺评论表现出的是“失聪”“失语”，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不是用心感受时代的脉动。朱光潜先生四十多年前就在《谈美书简》里痛斥过这类自我窄化的文风，“阉割了自己，也阉割了读者”，严重地“败坏了文风和学风”。重拾文艺评论的风骨，关键就在于激活文艺评论的发现功能，重塑文艺评论的灵魂。

文艺评论要回归说真话，好好说话，首先要解决评论“为了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事关批评家文艺价值观和立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满足受众阅读需要的命题。历史地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是一条从延安出发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因此，文艺评论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发现的目光投向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以及生活变动中“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悬浮、个人的呓语和文艺的“小圈子”。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的问题，发现文艺作品的独特价值，带着这些真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评论，文风也一定是朴实的，实事求是的。

文艺评论要回到文艺实践的现场。我们不能指望远离现场的批评家，会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客观公正的言说。新时代的文艺创造鲜活生动，多维度呈现了时代气象。无论是对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奇迹叙事的新乡土文学，还是对生态文明观念烛照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生态文学，都体现着人民群众为了幸福未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由此迸发的精神和力量。年轻学者李音的文学评论《账单、文学与乡村》获得好评，因为她敏锐地关注到了传统乡村书写的现实局限，呼吁作家更新和矫正陈旧失效的乡村叙事表达和语法，创造出新的美学。就是基于“在场”和对乡土书写的历史性考察，才有了这样的发现。

文艺评论要回到文本。批评从阅读文本开始。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读了四遍才发表评论意见，说明文本阅读对于一个论者的重要性。但是，当下有一股不好的作风、文风在悄然滋长，一些批评家不看作品却热衷“跑场子”，发表千篇一律的空话、套话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因为他们头脑里装着很多公式和概念。对于这类现象，朱光潜就曾一针见血地批评过，“任何一位评论员用不着对文艺作品有任何感性认识，就可以大笔一挥，洋洋万言。我很怀疑这种评论有几个人真正要看”。文学是有色彩和声音的，进入文学家的书写世界，就是一次关于人性的旅行和与灵魂的对话。离开文本，我们无从触摸和感知作家笔下那些富有意味的灵魂和生活。

文艺评论要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现代文艺评论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论滋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从孔子的诗教传统到《文心雕龙》，从严羽的“妙悟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都不断丰富着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对文艺创作的认识维度。同时，文艺评论视野的拓展和方法论的多元还有赖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文论的方法，但要坚决摒弃照搬西方话语并以此来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做法。因此，要推动文艺评论的创新和文艺评论中国话语的建构，不断擦亮文艺评论发现的眼光，让庸俗社会学评论、人情评论和政治概念式评论无所遁形，使“假大空”的文风得到彻底救治。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读者出版集团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