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红色题材剧目创作不断走向成熟，戏曲舞台上的军人形象向着更具现代性的人物形象靠拢。

军人形象是红色题材戏曲现代戏中重要的人物形象。1931年戏曲舞台上出现了一出革命现代戏《活捉张辉瓒》，在这部由民间艺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东河戏中，创造性地出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物形象，剧中头戴盔、身穿靠、走上台中一声“本帅彭德怀是也”的念白，进行了戏曲舞台现代军人形象塑造的新尝试。1938年，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借鉴传统戏《打渔杀家》的故事框架，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展开了京剧革命现代戏的最初实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京剧“样板戏”的创作为军人的舞台塑造确立了与传统戏曲截然不同的新范式，自此，军人形象成为戏曲现代戏特别是红色题材表现中十分重要的元素。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红色题材剧目创作不断走向成熟，戏曲舞台上的军人形象向着更具现代性的人物形象靠拢。他们有感情，有温度，信念笃定，不惧牺牲，从而呈现出更加丰富真实的人性闪光点。

新近创排的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描写的是20世纪初农家女七秀追随心中的红军哥哥一路歌唱、一路成长的故事。直至红军战士杨鸿飞牺牲前夕，七秀才知道他并非自己苦苦寻找的“那一个”。然而，就是七秀口中这位“没有错，你们都是一样的”红军战士，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坚守“决不能拖累秀儿陷贼寇，临终一诺将情酬”的信念，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了七秀的安全。如果说战争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的话，那么发生在京剧《燕翼堂》里的革命与牺牲则显得更加伟大与纯粹。剧中天真烂漫的刘增韵，舍弃了原本锦衣玉食的富足生活，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军人。她暗中用燕翼堂账上的上千大洋为八路军购买药品，用来抢救伤员，最终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根据京郊密云发生的真实故事创作的评剧《母亲》，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中，邓玉芬的丈夫和五个儿子毅然参军、援军，支持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家六个男人全部壮烈牺牲，铸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通过上述剧目不难看出，以诗意化意境作为美学追求的戏曲艺术，在表现战争场面惨烈和军人牺牲精神时，往往不用正面描写的手法，而是采用军民鱼水情的讲述视角对军人形象做出一种镜像式的展现，并由此构建起动人的情感主线。于是，戏曲舞台上的革命故事，更多的是母亲送儿去战场，妻子送夫去前线，是乡亲对战士牺牲的不舍，是人们心中的回忆与思念。就像《燕翼堂》中刘增韵赴死之际，特别设计了奶奶为她梳头告别的一段情节，在悲壮的事迹中渗透着浓烈的情感，充分发挥了戏曲以情感人的艺术优长。

另一方面，戏曲主张“一人一事”的叙事策略，群像塑造并非戏曲擅长，因此，在当下戏曲舞台创作中对军人进行群体性刻画的作品并不多见。21世纪初，山东省吕剧院创排《补天》，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批支援新疆建设的女兵与当地建设兵团一起为新疆的建设贡献力量，从中收获了亲情和爱情的故事，为特定时代的女兵进行群体塑像。近年来的创作主流依然侧重于对军人个体形象与革命精神的表现，其中，隐蔽战线发生的故事由于更具戏剧性和悬念感，成为军人题材创作的一道特殊景观。上海京剧院《红色特工》以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革命英烈事迹为原型，剧中李剑飞既是红色特工，也是丈夫、父亲、战友。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与狼为伍，忍辱负重。面对十年同窗的分道扬镳、生死攸关的骨肉分离，他的爱情、亲情和友情让观众为之敬佩和动容。中国评剧院根据同名电视剧创编的《伪装者》，以抗日战争中汪伪政权成立时期为背景，选取原著中“粉碎樱花号”“雨中姐弟撕”“运送军火计划”等关键事件，讲述了地下党员明楼，身兼多重伪装身份，与全家人并肩完成潜伏任务的故事。剧情在暗流涌动与激烈对决中跌宕反转，明楼这一早已深入人心的角色在戏曲舞台上绽放出新的艺术光彩。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革命题材创作视角的不断深入，以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表现对象的戏曲作品屡见不鲜。像国家京剧院《风华正茂》将毛泽东的形象搬上京剧舞台；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向警予》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向警予生命最后一年的人生历程，截取主编《长江》、留学寻求真理、致力妇女解放等片段，展现了她追求理想、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上述剧目虽不属于对革命军人形象的直接表现，但从更加广阔的艺术角度来看，同样关乎民族革命与英雄精神的戏剧主旨，是革命题材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表现内容。

纵观新时代戏曲舞台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节点为红色题材提供了历史性的创作时机，优秀作品呈现井喷之势的同时，大量感人的军人形象成为红色革命题材中一抹亮丽的色彩。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新兴领域已成为军事战略竞争的焦点。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塑造好更具时代感的军人形象，如何在更具现代感与科技感的语境下做好军旅题材艺术创作，成为摆在戏曲创作者面前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