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戏重新立意的创作不能信马由缰，需要考虑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首先是要清楚一些老戏有没有被重新立意的价值，其次是要从真实的人性视角考虑，最后是要尊重民众的审美心理。

戏曲艺术是遵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戏曲化与剧种化的辩证统一重要规律自觉发展着的。能说明这个重要规律的比较鲜明的例证就是“老戏新演” 现象。戏曲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老戏新演”的实践发展史。实践“老戏新演”的焦点不在于“老戏能否新演”，而在于“老戏如何新演”。

20世纪中叶，以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六龄童、阎逢春等为代表的大师们对于传统老戏如何新演已付出了心血且硕果累累。更有新中国成立初期举行的第一届戏曲剧目会演，相当一部分就是老戏整理改编后的“新戏”，大多数至今依然为广大观众所喜欢。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演员在继承老戏已有的情、理、技方面有新的体验和表现；二是对老戏的情节结构加以新的精练；三是对老戏在整体形象上进行了新的样式包装；四是对传统老戏在“立意”上进行了重新思考乃至另起炉灶。如果将上述前三点比作是对老戏进行“外科治疗”或者“内科手术”的话，那么最后对于“立意”的重新思考就涉及一个作品的“性灵”问题了，而这一点是“老戏如何新演”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从一定程度讲，这个“性灵”也是戏曲史的一个重要发展规律——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戏曲化与剧种化的辩证统一的重要标尺。

时过境迁，几代相传，很多传统老戏在表演艺术上很美，但也掩饰不住其中的“立意”至今还存在如男尊女卑、愚忠愚孝等落后、僵化、愚昧乃至于腐朽等问题，所以“老戏新演”在以传统的或者蕴含其中的永恒的话题活跃在当下的过程中，促使着新戏曲创作者对其进行重新立意。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对老戏重新立意的创作不能信马由缰，需要考虑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一旦重新立意，它就会涉及规定情境的相对改变、矛盾冲突的纠葛、舞台行动的展开、角色关系之间情感的抒发、人物性格的发展方向，以至于影响到剧种的演剧风格等实际问题。

首先是要清楚一些老戏有没有被重新立意的价值。即在改编和提升一部老戏的思想立意的过程中，尽可能对这部传统老戏进行更真切的认识和更全面、透彻的分析、了解，进而吃透它。它是否有可能隐含着新的立意内涵，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有一个合理化的延伸、深化和发展？如果有，是什么？也许这种可能性会是对主题立意的一种新的切入，从而开掘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思想价值。

其次是对传统老戏重新立意要从真实的人性视角考虑。剧作家刘连群将老戏《铡美案》改编为《香莲案》后体会到，像这样的老戏不只是写了一场婚姻的问题，从人性的视角看，它涵盖了人如何对待欲望和诱惑、如何对待苦难等这些人生中的主题。而这些主题这个戏能做，别的戏也能做。如果一定要为传统老戏提升思想立意加一个标尺，那就是它一定要真实可信地揭示某些极其复杂且又永恒的人性面。而当这些复杂且永恒的人性面在角色行动中体现出来的时候，立意也就随之被揭示和深化。因为在一个戏剧作品中，具有真实人性面的角色行动，就蕴含着立意本身。当然，要考虑人性不能避开角色生活的特定历史情境，以及他们的性格。

最后是对老戏重新立意需要尊重民众的审美心理。曾出现过把《四郎探母》“亲情至尊，和平为贵”的主题立意改编为“大义责亲，投降可耻”，最后造成杨四郎因为愧疚悔恨自尽而死。事实证明，这样的立意改编经不住时间的检验。这里并不是说这个题材重塑性的好与坏，而是因为类似这样的立意改编，会搅乱原有存在于民众心理上那早已认同的积极乐观的“立意共鸣”。因为相对于把主角命运与立意进行批判性的悲剧颠覆，观众更愿意通过“四郎探母”这一事件和行动，看到剧中角色对于人间至亲之情的真诚渴望与强烈共鸣，并在感受彼此间所焕发出的善良、平凡的人性光辉的同时，使历史的恩怨在审美时空中烟消云散了。由此，恰恰更加折射出立意背后民众对于战争的痛恨与对于和平的祈愿。

总之，老戏新演的重新立意，要尽量避免为了突显创新思维，使传统老戏被刻意地套上那些没有实际思想价值的立意而显得概念化，更不能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否则的话，有人可能就会以“反抗包办婚姻，倡导婚姻自由”为立意，让贾宝玉可以带着林黛玉、梁山伯带着祝英台私奔，去追求自由的人性了。立意亦如“笔墨当随时代”，不是把个人狭隘的主观性立场一吐为快，而是在尊重和敬畏的前提下，随时代的民众审美，随时代的精神世界，去挖掘、理解、弘扬蕴含在老戏当中的历史性、真实人性等立意，这体现了戏曲艺术魅力之根，也体现了它立足于未来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