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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从来不应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标准

2024-11-04 发表|来源:文汇报|作者:闻卉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目标,是在得到专业认可的同时,走向人民,走进人民,在人民的口中拥有名字,在人民的心中唤起共鸣,实现既叫好又叫座。

这是一部文艺作品最好的归宿。

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文艺创作有时会陷入“唯奖项论”的误区,仿佛文艺创作就是为了参评获奖。因此,如何走出“唯奖项论”这一误区,是一道需要认真作答的考题,也是常常在文艺界引发热议的话题。

走出“唯奖项论”的误区,创作者一方面要谨记《之江新语》中所言:“文化产品不能故作‘清高’,不屑于讲‘票房价值’,不能再走创作—获奖(省优、部优)—‘搁’优的老路了。”另一方面则要对“创作围着奖项转”的怪圈保持足够的警醒。

文艺创作“唯奖项论”,是因为在一些创作者看来,只有获奖才能证明自己的水平和价值;也希望借助奖项能够扩大作品的影响力。的确,奖项在引导文艺创作、评价文艺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评奖本身更多是一种引导,一级台阶,用来更好地激励创作,帮助作品更好地走向人民——这也是为什么2015年《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大规模地减少全国性文艺评奖,仅当时的文化部就取消了25个全国性文艺评奖。

由此可见,如果把参评获奖视作文艺创作的终极目的,而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排除在创作目标之外,就会错误地理解评奖的意义,也会给创作带来损害。一些创作者把参评获奖看作文艺创作的终极目的,于是重评奖而轻创作,不是把精力花在深入生活实践、提升艺术水准上,而是琢磨所谓的评奖标准、获奖规律甚至评委喜好,然后定制作品,导致出现大量同质化作品,窄化了文艺创作的光谱。有些主创团队为了得奖,花大力气在全国范围物色聘请那些经常获奖的大家名家。然而大家名家往往很忙,即便盛情难却挂了名字,也难以抽时间出来全身心投入“这一个”作品,真正进行创作的是字幕表上那一长串名字所组成的团队。很多时候,这样的应景之作都得不了奖,进入市场大众也不埋单。

艺术发展规律和艺术创作实践证明,只有创作者发自内心的情感流淌与思想涌荡催生出的作品,才能真正立得住、留得下、传得开。

1967年,马尔克斯完成了《百年孤独》。彼时40岁的作家说,这其实是他17岁时就尝试写的小说,当时的书名是《家》。虽然因为太过年轻无法承受题材之重,导致他写了一阵子就放弃了,但故事却在心里扎下了根。“我试着在心里观照,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描述,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句子和我二十年前所写的一样,连标点符号都差不多。我从这一切得到的结论是,有一个题目纠缠着你的时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爆炸的那一天,就算冒着谋杀妻子的风险也必须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涉及的历史横跨六年,而自称“业余编剧”的龙平平的创作过程也将近六年。他曾经明确表示过,《觉醒年代》绝不是任务式写作,创作冲动里有他身体里涌动的烈士后人的血脉,有他与陈独秀同为安徽老乡的情结,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党史专家,他想用学术思维与艺术方式来回答一个始终萦绕于心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会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是怎样找到这条道路的?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觉醒年代》横扫白玉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他们当初都是目标明确地为奖项定制作品,断不会造就如此光彩熠熠的艺术明珠。

因为只有源自于心的创作冲动,才会促使创作者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地对作品进行打磨。

郑榕曾经回忆当年焦菊隐先生排演老舍的《茶馆》,让演员先以茶客的身份去体验生活,撰写观察笔记和人物小传,之后又反复做小品,设计彼此间聊天的话题。到了正式开排的时候,焦菊隐一边观察一边发出指令,如同交响乐的指挥大师,让舞台上形成了多个声部,各个声部此起彼伏,和谐地构建出了一个整体。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放眼当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电视剧《大江大河》还是电影《长安三万里》,都是创作者沉下心来,经过了无数次锤炼之后诞生出的精品。朱洁静曾经在微博中这样记录舞段《晨光曲》的排练过程和感悟:“开排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在小板凳上发呆,乘凉、遮阳、挑米、生火、煲汤、绣花、照镜子……所有的行为语言靠一把蒲扇来完成。渐渐地我发现,这段舞蹈不是靠‘跳’和‘美’来支撑的,而是真实生活里的‘烟火气’,更多的是藏在淡雅素色中的考究和精致,是哪怕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也不会丢失的舒服和熨帖。”

电影《长安三万里》

艺术发展规律和艺术创作实践同样证明,也只有源自于心的创作,才能够真正走进人民大众的心里,完成文艺作品“以文化人”的使命。

路遥从1979年开始构思《人生》并动笔,几易其稿,甚至推翻之前的提纲和构想的人物关系,另起炉灶。1981年,《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初稿完成,他带着稿子去找在煤矿打工的弟弟,把小说念给他听,念着念着,泪流满面。他对弟弟说:你想,作品首先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动“上帝”。路遥没有说错,《人生》问世之后,不仅获得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且在“上帝”——也就是万千读者心中激荡起悠长回响,成为一代代年轻人的“人生之书”。

史铁生在《黄土地情歌》一文中有一段关于民歌的文字:“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每个时代都需要属于自己的文艺精品,而称得上精品之作的,都应该是能够映照出时代之心声、人民之命运的作品。这样的作品,需要创作者心无旁骛、摒弃杂念才能创作出来。

“评奖”从来不应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标准!总书记曾经言辞恳切地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惟其如此,才能成就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的绚烂图景,才能催生更多留存伟大时代印记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