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的学术期刊编辑与科研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就是论文。新时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水平越来越高，但仍有一部分论文，缺乏问题意识，语言繁复累赘，重形而轻质，看似是无懈可击的“科学”研究，实际却缺少传播力。

一些论文在行文中常用“具有重大意义”“面临严重困难”，而不交代具体有哪些意义、面临哪些困难，高度抽象化，让读者如同猜谜一般。如能列出相关统计数据、典型案例，岂不更有说服力？有些论文提建议，基本少不了政府责任、法治保障、公众参与，而与论述问题最契合的行动方案却难觅踪影。出现这种情况，和调研不深入、研究不深刻、思考不深邃有关。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史，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是在长时间调查思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依据，文章才有生命力。

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些论文却“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通过变换说法、同义替换来达到所谓“创新”目的，实际是利用时髦概念掩盖调查研究不足。还有一部分论文，调查的素材有了，但只是将资料累积起来，像是一堆杂物胡乱堆砌，没有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独具匠心的总结，提炼出纷繁事实掩盖下的哲理、学理。这样的文章就像一面用砖头随意堆起来的墙，风一吹，就倒了。

人们常说，“文章不写半句空”。这不仅要求“板凳甘坐十年冷”，还要走出书斋，走进社会，走向大众。只有走进田野，面向大众，才能写出好文章。费孝通先生深入社会，写出《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每一本书都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才有着强劲的生命力。

当下，有人戏称一些文章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文章没有传播力。让学术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转文风是关键支点。这需要广大研究者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文以载道，不写不痛不痒之作。同时，表达要简洁而不失深度与力量，能在平凡中见真知。文风好不好，不妨从文章是否具有传播力看起。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