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就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华美学精神、美育传统的传承创新的精辟论述，作笔记两则，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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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有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优秀传统。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说过，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另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从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其文化思想一根红线贯穿，一脉相承，继承发展，在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中都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把“第二个结合”视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新观点、新理念。当然，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篇章布局的思维方式推断，我国的具体实际理应包含“政治的实际”“经济的实际”与“文化的实际”。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时处民族解放的战争环境，对“政治的实际”的结合必须突出，对“经济的实际”的结合也在如土改运动与南泥湾开荒大生产运动中讲得不少，与“文化的实际”的结合在以广西桂林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文化抗日运动中大显神威。历史进入新时代的和平建设时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确有深意存焉！

文化是民族的根魂和血脉。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多次重要会议中，都曾用“博大精深”这一成语来称颂中华传统文化；他们还都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介词结构来强调对传统文化应当给以总结、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但是，在谈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时，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岁月里多用“批判继承”，强调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和平建设环境里则提出了“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扬弃”较之于“批判”，是哲学术语，更突出了有“扬”有“弃”，通向守正创新。

这就触及了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严峻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这一课题的论述，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全面领悟，不可有所偏废。

首先，对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做到“两有”——“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是前提。传统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仍须以科学的历史观、美学观去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完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比如“二十四孝”，“孝”之精义，当继承弘扬，然其间“割肉奉亲”之类的愚昧之举，则当弃矣。

其次，对传统文化，其实践路径，必须实行“两与”——“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且看由罗周编剧、李政成主演、扬州扬剧院演出的扬剧《郑板桥》，就在当代舞台上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地塑造出一位古代文人“以民为本、以艺通心”的精神灵魂，引起当代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大业提供了新时代所需的思想正能量！

最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宗旨和目标。只有坚持“两有”的思想方法，坚定不移走“两与”的实践路径，才能真正实现“两创”的宗旨目标。这是为新时代成功的文化建设和艺术实践反复印证了的真理。我们当永远铭记并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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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提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又是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个新观点、新理念。

实事求是地说，在此之前，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党的主要负责人都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都强调这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但是，在他们的公开指示和党的文件中，都尚未用过“美学”一词。我猜想并考证过，这恐怕与学术界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有关，认为“美学”一词是从西方传译过来的，而西方有哲人则认为中国古代既无哲学，也无美学。其实，说中国古代无哲学、无美学，这既是无知，也是妄说。请问，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乃至庄子、孟子直到张载、王阳明等的学说中，能说没有哲学吗？我看比之西方古典哲学，可谓“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各有所长，互补成辉，一点也不逊色。至于“美学”一词，倒确实是从西语转译而来，为此，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就曾为“美”的定义争议了数十年，大致形成了四派主张：一是美在客观，以蔡仪为代表；二是美在主观，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高尔泰还提出美是自由的象征；三是朱光潜提出美在主客观的统一，最终统一于主体；四是李泽厚提出美在主客观的统一，但最终统一于实践，他由此提出了“实践美学”。四派主张，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终无结果。直至新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叶朗领衔150多位大学教授、学者积十余年耕耘，集体编成《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共十九册，自先秦至民国。我读罢，感慨万千，受益良多！怎能胡诌“中国古代无美学”呢？仅举一例，唐代柳宗元被贬官后，回到柳州。其表弟在柳州修一新亭，引起乡贤诸友争议，有人称亭美，有人曰亭丑。这倒颇像今日之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引起的争议一样。亭主请柳宗元赋文，文中八字曰“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请看，绝了！美与客观有关，但又不只决定于客观；美与主观有关，但亦不全决定于主观。因为人的观念（历史观和美学观）不同，所以才对同一审美对象产生了不同的审美评价。寥寥八字，竟把上述关于何为“美”的四个学派观点之合理处尽收，而把片面处尽弃，其间灌注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维，不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魅力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党领导文化、文艺工作的丰富经验，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他进一步精辟地阐释了何为中华美学精神——

一是从审美创造的运作思维上，“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的，论国画，中国画家画松，不是画松之真，而是言说人之“青松挺且直”之志；画梅，不是画梅之艳，而是言说人之“俏也不争春”之品；画竹，不是画竹之青，而是言说人之虚怀若谷之节。人生的哲理，做人的道理，都蕴含其间呀！明乎此，再读宗白华论意境，个中深味，当更体悟。

二是从审美创造的结构原则上，“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的，从秦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杂文，传世经典都可谓字字珠玑，惜墨如金。新时代要以文化人，以艺通心，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更须如此呀！君不见，时下被资本绑架了的某些注水电视剧， 30集不够就40集，多一集多拿一集钱，越拍越长，真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这不是悖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了吗？

三是从审美创造的宗旨上，“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妙哉！中华民族的审美创造，其宗旨就是要塑造出形神兼备的具有高尚深远的精神意境的艺术形象，以美塑象，立德树人。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说：“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他对文艺作品提出了“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三方面的高质量标准。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美学精神要追求“知、情、意、行相统一”。“知、情、意”对应的是“真、善、美”，这是西方美学也提倡的。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加上了“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的“行”，凸显出中华美学精神鲜明的实践品格，值得我们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因势利导，又发出了“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的号召。美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关于创造美、鉴赏美、传播美的一门学问；运用这门学问去培育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提升全民族精神素质的实践，称为美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美学与美育齐抓共振，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美育传统相辅相成、互补共进，这便是认真学习、领悟、践行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