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春节前后，一家名为“安万传媒演出公司”的秦腔剧团在陕甘多地线上线下爆火，现场演出时甚至出现了台上台下万人齐唱秦腔的震撼场面。与此同时，一款由国内人工智能公司研发的大型语言模型DeepSeek引爆了朋友圈，大家纷纷使用这一具有强大语言处理能力的软件来写作、评诗，“全民写作”的氛围相当浓郁。这所有的现象，都与当前热议的“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

无论是起源于劳动、祭祀还是休闲，还是后来的“载道”和“启蒙”的需要，文艺与大众的关系始终紧密，哪怕是古代那些帝王将相、忠臣孝子、才子佳人的文艺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在急需建立革命新文艺的时代语境之下，大众文艺这一天然的语词被视为一个偏正语义的修饰结构进行重新观照与不断厘定，成为了对立于贵族文艺、精英文艺、严肃文艺等类型的一个动态概念，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开启了其漫长的离合变迁，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衍生出了纷繁复杂的文艺景象。也正是在文艺话语、大众话语、政治话语以及后来的媒介话语的漫长纠缠中，大众文艺的类型、体式、内容、载体等诸多要素和面相不断地嬗变、演进、革新，直到最近“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既然“新大众文艺”在原有的大众文艺前面加了一个“新”字，那么显然是和百年来乃至有史以来的“大众文艺”有本质的不同。

古典时期的大众文艺可以在雅与俗的对立关系中予以理解，“雅”的文艺主要包括“阳春白雪”“文以载道”“正声”“诗学”等以高雅为主要特征，以艺术密度、美学精神为核心追求的一种文学秩序，而相对应的俗的文艺则表现为“下里巴人”“传奇怪谈”“世情小说”“乡谣俚曲”等以满足普通大众消闲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与内容。“五四”以来的现代大众文艺着力让普通平民大众进入文艺表现内容，并且让大众对文艺的内容容易接受与理解，进而实现“新民”的时代需要。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文艺生产传播媒介技术的迅速迭代与升级、文艺审美权利下移以及文艺生产权利全面释放，文艺生产的全新体制得以确立并迅速深化。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涌现就是文艺生产真正进入了崭新时代的标志。传统意义上文艺的艺术向度、美学意蕴和“载道”精神在新的语境中如何坚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因为无论从生产主体还是接收对象以及传播方式来看，新大众文艺都具有某些“后现代”文艺的特征。

在技术实践让所有文化内容进入“无差别连接”的时代，后现代文化在实践层面发生了升级，在去中心化、碎片化、拼贴、戏仿等外在特征的基础上逐渐呈现一种清晰稳定的内在机制——“无限生产”。新大众文艺正是以“生产”为内核，以赛博空间为载体，以“PGC”到“UGC”和“AIGC”的叙事转换为表征，不断地生产，加速地生产，无穷无尽地生产，在生产中实现对传统的破与立，在生产中完成文艺主体的重置，实现从文艺话语、政治话语到生活话语和媒介话语的转化和融通，最终实现美学意义的解放和全新的文化意义生成。在此，人人都可以是文艺的生产者，时时刻刻都在生产，文艺并非“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是“生活就是文艺，文艺就是生活”，文艺与生活实现了“大一统”。

时代语境变幻中的大众文艺

回溯百余年来大众文艺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大众文艺的演变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平民文学”的提出，到1930年代左翼作家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到延安文艺时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服务工农兵大众的宗旨确立，从表现内容到服务对象都旨在确立普通大众即劳动人民在文艺中的地位。新时期以后，文艺的政治负载减轻，“先锋文艺”开始致力于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现代主义文学初露锋芒，“第五代”电影异军突起，精英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而很快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与大众阅读消费需求的增长，到1990年代中期，言情、武侠、都市、反腐、商战等通俗文艺作品则占据了大众的文本阅读和影视消费的主要市场，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及其影视改编的崛起恰恰延续的是1990年代以来通俗文艺这一路径。如果说在1990年代中期崛起的通俗文艺和新世纪之交开启的网络文学形成了与传统严肃文艺相抗衡的局面，那么，伴随着新的媒介工具而剧烈爆发的文艺生产盛景则真正抹去了文艺的诸多界限，这种界限包括文艺的生产者、内容、体裁、美学风格、书写载体等全方位的消解，当然还包括各种文艺类型如文学、影视、短视频之间的边界融合。

当我们注视当下的文艺现场时，会发现全民文艺生产的时代已然降临，当下的大众文艺生产无需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那种政治性的组织、倡导、动员，而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表达者、传播者、接受者都是大众自身。以当下的文学生产为例，网络文学和新媒体文学、素人写作、造梗文学，甚至各类具有文学性、艺术性的音视频等都可归于广义的新大众文艺的范畴。目前我国网络文学平台的驻站作者总数有近3000万，网络文学用户规模更是达到5.5亿，网络文学市场每年的营收包括付费阅读、IP开发、衍生品开发、影视改编和广告推广在内更是接近400亿。在传统的起点、晋江、番茄等网文平台之外，“人间the Livings”“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全民故事计划”等公号平台在“以叙事之美，重构我们的生活”“用故事凝视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口号之下致力于收集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普通人包括但不限于教师、医生、警务人员、公司职员、保安、矿工、保姆、出租车司机等，这些素人作者在各种媒介平台上发表了大量自己亲历亲见亲为的故事，大大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再以短视频为例，以抖音、快手、B站等为龙头的短视频平台用户数量已达到10亿，基本上做到了全民覆盖，短视频的产业规模更是超过了每年3000亿。网络文学、公众号文学释放了大众文字书写潜能，短视频让大众纷纷现身出镜，而ChatGPT、豆包、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崛起则让大众的文艺生产插上了翅膀，安上了发动机，一幅铺天盖地的文艺生产画面已经展开。

需要注意的是，以前的大众文艺，其创作者仍然主要是传统作家群体，只是其表现内容更加通俗、更加具有大众接受度，而新大众文艺显然不是这样。固然新大众文艺的表现内容很多都是通俗叙事，但也绝不乏严肃文艺的内容，比如“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歌《赶时间的人》书写的对象是外卖员工，这首诗如果不是由一个外卖员而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写出来，虽然也可以说是一首好诗，但诗中文字的冲击力量绝不会有那么强烈。再比如矿工诗人陈年喜常年坚持“用爆破找寻生活入口,用诗歌找寻人生出口”的创作理念，“菜场作家”陈慧的散文集《在人间》坚定质朴地传递烟火人间人情冷暖，这些作品是“非虚构”也好，还是现实主义也罢，其中源自凡人生活的真实力量与文学的魅力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坚硬、有力又温暖的质感。在当下时代，文艺不论严肃、通俗，还是精英、大众，有正向价值的文学都是好的文学，这种正向价值可以是精致繁复的艺术价值，可以是记录时代的社会价值，可以是一文千金的产业价值，也可以是共鸣治愈的情绪价值。

文艺的“折曲”与新变

新大众文艺的“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文艺生产主体的“新”，即新的“大众”。也就是说，原来的“大众”是文艺的接受者，而新的“大众”是文艺的生产者。第二，文艺表现内容的“新”。文艺彻底“祛魅”，人人皆可文艺，时刻皆为文艺，万物皆是文艺。第三，文艺类型的“新”。一部分是在原有的文艺类型基础上生发出各种新的文艺类型，主要表现为不同文艺类型的渗透、融合与创新；另一部分则是借助新的媒介工具诞生的各种全新的文艺类型。第四，传播方式的“新”。由自上而下的、自中心向四周发散式传播、自高层级向低层级等级式传播，变成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即时互动式传播，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变得极高，文艺传播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消失。第五，文艺生产机制的“新”，主要体现在文艺的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一体化特征。

可以看出，新大众文艺的整个生产系统并不是一种中心式的同心圆结构，不是一种等级式的金字塔结构，也不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散点结构，更不是粉丝文化那样的封闭式的区块状结构。它是一种在当下时代特有的“折曲”式的结构。它处于一种不断地运动、折叠、打开、再折叠、再打开的无限重复过程之中，但在重复中又蕴含着无穷的新变，它“远近高低各不同”，充满运动感、层次感、褶皱感、复杂性和丰饶性。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无数新的文艺生产者的人声鼎沸、众声喧哗、“天高任鸟飞”，看到的是各种文艺生产平台“日出江花红胜火”，看到的是各种文艺作品“不尽长江滚滚来”，是网文平台上动辄千万级字数的一个个叙事文本，是数以万计的微短剧和无穷无尽增长的短视频，是时时刻刻都在“发表”的各种大众“日常”，是各种“拟在场”的表情包操演，是AI技术普及之后的各种“文生视频”和各种AI生成的小说、散文、诗歌、美术和音乐作品。我们看到，在当下时代，无数个文艺空间、无数个文艺生产者、无数个文艺作品不断地彼此嵌入和叠加，连接但又彼此区分。各种文艺类型不断地折曲，不断地以曲线的形式分叉、合并、拐弯，随着折曲的无限进程自我进化、反应、生成、裂变，在永恒的运动和流变中进入一种无穷迭代，在内部与外部的折叠中不断穿越原有的文艺形式界限，实现一种持续性革新。

总的来说，新大众文艺带来的“折曲”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彼此折叠，文艺内容和文艺形式的彼此折叠，文艺载体与传播媒介的彼此折叠……如果说，古典式的文艺强调一种雅与俗之间有明显分界的等级秩序的话，那么，现代的文艺则强调功能、效率和速度，试图开创一种“平滑”的、四通八达的文艺形式。“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目的就是打破旧有的文艺秩序，建设亲民的新的文艺，而此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延安文艺的服务工农兵，都是这一动机的延续和升级。再到后来的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可以说是“平滑”式文艺的终极形态，整个文学场域变成了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文学的一切要素都在高效、流畅地流通。与上述两类都有所不同，新大众文艺呈现的是一种“折曲”的文艺生产、传播与接受空间，是文艺在新时代的“折曲”，这种“折曲”无论它属于时代的镜像范畴，还是引领当下时代社会文化走向未知领域，它都孕育着无限的文化生命潜能。这个转换意味着一系列相关文艺生产机制的革新，也意味着文艺权利包括生产权利和评价权利的根本性移交，更意味着文艺主体的历史性拓展甚至“让位”，意味着文艺的种种陈见、教条与界线彻底被削弱、解构、擦除，甚至重写，最终一起进入更为汹涌的文化历史洪流。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戏剧影视文学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