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时代主题是伴随着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中心工作而形成的创作方向和出版任务。主题创作一般是指围绕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聚焦党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社会问题等进行策划和创作的文学活动。前些年，在小说创作中不太提这样的概念，主要是报告文学创作讲得比较多。近年，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也都在讲“主题”概念。可见，这是我们当下所处时代的文学创作特性。本文重点结合近些年报告文学的“主题”创作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实践性的探索。

我认为，真正要在主题创作或主题出版上有所突破并走向成熟与经典，需要掌握或者把握好以下五个要素——

精 准

什么叫“精准”？顾名思义，就是非常精确和准确。它指的是在满足各种需求和标准的基础上，力求实现结果的可靠。精准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技术的词，其背后所承载的含义和价值，涉及如何在复杂环境与众多现象中找到最优化的方向和对象。

文学的主题创作，特别要遵循报告文学创作的精准要求，首先就是在选择创作主题上要具备“优化”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满足当下时代所需要的文学作品应该呈现的“中国好故事”的内容，以及把控这些故事的时间、事件、价值和意义节点，甚至是读者对这些故事的阅读欣赏趋向，这些都属于“主题”范畴。比如，纪念“抗战”、记录某个国家重大工程、书写某个经典人物等，围绕这样的题材所设定的创作任务与创作计划，都是主题创作必须紧扣的精准要素，否则就可能会偏离“主题”。但我更想谈的是，这些年作家们在题材的方向选择和面对主题创作所出现的偏向。如建党百年时，我看到某省某市在围绕“红船”和“建党初心”题材所创作与出版的作品，同类同质题材的东西太多太泛，同一位作者的不同作品、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作者，都写同一个题材。这就不是精准，而是盲从和盲目，甚至是“打乱仗”。再比如，写“大桥”和“大飞机”题材，至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作品就有十余部，还有至少十余个出版单位盯着这方面的主题作品。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主题创作和出版中非常普遍，我认为，这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不符合“精准”的要求，而是一种跟风、盲从。

题材选择方向要把握精准的火候，需要有横向和纵向的预测与纬度的尺量。它既包括了创作者的个人判断能力，也涉及策划和主导这类主题创作与出版的组织者，这缘于他们是否站在更高、更准、更接地气的视角去书写某一题材。当下已有许多具备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出现，而部分创作者仍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独自仰望星空，计算着今后有多少收成。这种远离现实、脱离时代的创作者比比皆是，故而倡导从事主题创作者一定要紧跟时代、贴近现实的意义也在于此。

题材上的精准选择，也存在“大全景”与“小切口”上的分界和细分。创作者在主题创作时，若是在题材选择上能够做得精准，那么创作结果就有很大的成功概率，大家就能对其作品作出擘两分星的基本判断。

精 细

这里讲的精细，指特写主题创作时对题材的选择上的精细，也是在解决题材上的精准之后，如何瞄准“靶心”，实现百发百中之创作目标。

我做过多年的编辑出版业务和谋划组稿工作，发现许多作者在主题创作时不注意对题材的解剖和深层的精细创作，比如写“大桥”，一上笔就想把所有“大桥”的事通通包进去写。这种写法看上去非常“全景式”，实际上缺乏对大题材主题创作的大局把握与掌控，不知如何写才能满足艺术创作的高境界和读者阅读的需求；再比如写某某事件的“百年纪念”等，一写就把文字带到连自己都可能收不拢的地步。这些都属于不精细的创作，是文学把握和掌控能力较弱，还没有驾驭大题材主题创作的能力。

具备精细的功夫，主题创作才能够真正体现“主题”。试想，建党百年时，各出版单位和各类报刊社出版发表的相关题材作品估计多达上千部。如此超巨量的作品中，又有多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呢？那时，我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是写建党初期的那段历史。但是到底写什么、如何写，并不明确。通常情况下，一些作者写这样的“主题”，马上想到“中共一大”。这的确是必须去关注和书写的，但从创作而言仅是方向而已，并不能决定真正的主题意义。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衔接点”的精细化提升与递进？我想谈谈自己选择的“突破口”，以供创作者参考。

写建党之初的事，第一站当然是上海。但是否要直接面对“中共一大”的历史情况及参会代表？许多这么写的作品给人的直感是“炒冷饭”和“新瓶装旧酒”，没有多少新意。徒有“主题”，却无意义。自然，我也在思考到底如何写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及革命者走过的艰难历程与他们的“初心”。最初也没有什么目标性和指向性，我带着思考走进了上海的龙华烈士纪念馆和党史办的资料室。仅一天的参观和翻阅史料，我就如“洞天”大开。我看到了建党时的中共领袖陈独秀一家人的故事，尤其是陈氏兄弟俩——陈延年和陈乔年的革命斗争经历。我去采访的时间是2017年，那时多数中国人还不熟悉陈氏兄弟。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龙华烈士纪念馆、一次又一次地去翻阅党史资料之后，我的心震动了、情感颤动了、笔尖发热了。当即我就决定从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入笔，围绕陈延年、陈乔年牺牲前后的陈家命运，展开建党初期的中共历史风云的画卷，指向明确且深入创作。当时，我的脑海里蹦出了“革命者”三个字，作品的主题和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我在写南京大屠杀题材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些作者写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屠杀罪行，会寻找两个“点”，一方面是“幸存者”的口述史，另一方面多是日军的屠杀暴行。在此前的作品中，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2014年，当我接受这一任务时，并没有朝上面几个方面去动笔，当时有个特别的感觉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讲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并且讲了几十年，国家也设立了“国家公祭日”。可创作这个题材，不能简单化书写日军如何凶残杀戮，最根本的任务是要让国人甚至世界牢记和了解这段历史。我决定深化“精准”选择后的主题，进一步地对准“靶心”去写。我从战争的起因、大屠杀的形成写起，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屠杀，又是什么原因造成敌人如此疯狂和残暴。进而，书写大屠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里，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尚不清楚这一事件的原因。最后，从为什么日本人一直不承认历史，我们的民族在这一问题中应该反思什么等精细化的视角去深入挖掘。《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就是这样完成的。

对题材的精细处理，其实是在主题创作过程中对作品的整体方向和结构架设及艺术效果的缜密、严密的“不脱靶”的技术精工，这是主题创作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精细可以让主题创作获得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的艺术效果。

精 致

所谓精致，是一种追求卓越、注意细节的态度，是细腻处理复杂情况的过程及方法。它不仅体现在外在的形式美上，更体现在内在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上。放在文学创作上，它通常是指作者在语言上、结构上、细节上和思想深度上进行多维度的拓展与校正，从而实现对作品的精致化呈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致目标和表达形式，但在主题创作中所说的精致，是一个方向性的大问题。我平时看到的不少作品，主要问题就在于内容和形式都不够精致，异常粗糙，甚至连基本的文学标准都缺乏，只在意题材的所谓宏大、内容的所谓紧贴等。

真正的精致是既讲究“面子”，更注重“里子”。“面子”是作品的表现形式，形式美不可或缺，比如作品标题、书名、开头、收尾和中间的整体结构，自然也需注重语言的独特与细腻等。但有些主题创作者把所有的文字和功夫都放在简单粗暴的“直奔”主题上。精致，对创作者来说，是一生要追求的功夫，是十年磨一剑的本领，更是千年修来的德行，非一日之功也。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擅长给作品起题目，但与两位电影导演谢晋和冯小宁的合作过程让我受益匪浅。与谢晋导演合作是写一部电影剧本，我前后已经改了六遍，创作时间将近一年。而在电影还未开拍时，谢晋导演却一次次笑眯眯地让我修改剧本，后来我改得实在有些烦了，就问他：“真的一直要修改下去吗？”他笑了，说：“建明啊，只要电影没开拍，我就会让你不断地改，一直改到电影后期制作才放过你。”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即使公映了，其实还是会发现很多问题。所以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让你不断地修改。目的就是想达到最完美精致的目标。”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经过是，他让我给由自己作品改编的电影起个名字，我挖空心思地想了二十几个，都被冯小宁否定了。我觉得有些不服，便让他起。他也起了一二十个，最后也被他自己否了。我把我俩起的那些电影名放在一起比较，内心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冯小宁却不断摇头：“不瞒你说，我们拍摄每一部电影至少得起一千个名字！”当时我听后，内心受到极大震动。尽管我相信他有夸张的成分在其中，但他的这种认真的态度与精致的艺术追求，绝对是值得肯定的。

主题创作上的粗糙是影响当下主题出版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必须引起创作者们高度重视。其实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基本功如果不扎实，只一味地“拼题材”“拼奖项”，最后结果一定是水中捞月。

精 美

美，从来都是文学艺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精美则是一种对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的追求，既包括外在的形式美，也包括思想的深度，包含艺术表现力的精美设计。自然，文字之美、句式之美和结构之美及故事本身之美，都是必需的。

主题创作上的精美，还包含了思想境界、主题的时代意识和人物描述时的立体感、事件剖析时的纵深感等方面。在我看来，作者的“精美意识”是第一位的。我在写《石榴花开》时，未动笔之前，甚至尚未采访时，就在脑子里树立了一个“写新疆必须写出它的美”的意识。当时我的想法是：不仅要写新疆的自然美，更要写它的人民和人心之美，这些美是由时代之美、祖国之美给予的，后来有评论家们认为这部作品是“充满新疆民族团结之美的文学美文”。

因此，我一直认为主题创作必须讲究精美，而最首要的是创作者头脑里有讲究美的意识和创造文字美的能力。

精 巧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精巧的理解，就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和结构的巧妙设计，强调在有限的篇幅或形式中，通过精心的构思和细腻的表达，实现一种简洁而不简单、小巧而不失深度的艺术效果。但在主题创作上，它仍然有自己的独特含义。

主题创作上的精巧与否，决定了作品最后在呈现给读者时，能不能让人阅读后达到刻骨铭心、催人泪下、幡然醒悟等艺术效果。好小说之所以让人回味无穷，是因为它在故事架构和叙事技术上有很多精巧的设计。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常被人批评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直来直去，读起来跟新闻报道差不多。创作者不知道且不在乎文字、内容、结构和故事本身的精巧设计，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设计，只是随着人和事的自然形态“走”，这样的作品肯定不会受人欢迎。

其实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舞台剧，都在讲究一件事：把人人皆知的故事艺术化、美化，甚至“神化”。主题创作当然也需要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艺术化、美化，除外在形式，还包括语言、角度取舍、表达重点等，甚至是一定的“神化”——这里指的是精神上的崇高化。这些都是文学艺术类作品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和要素，掌握和运用好了这些精巧的“程序”，作品的美好景象才可能会破土而出。

作家在追求精益求精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和独特的创造实践。作家的个人素质、胸怀、情操与艺术修养等方面决定着作品会走到什么样的高度，因此我们在讨论主题创作如何向高原和高峰迈进时，需要每位作家通过自己的艰辛实践来证明哪条路更好、更值得去发扬壮大。我相信，如果创作者能在精准、精细、精致、精美、精巧等五个方面花功夫，作品的面貌就会大不一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广大读者和出版者所期待的具有新时代精神光芒的主题作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