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确定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更加有机、严密地整合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都离不开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的新时代乡村振兴，因此，以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现实题材成为当下文艺创作的热点和重点，为政策所倡导、为社会所关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当下以此为主题，甚至推而广之至各种现实题材主题文艺创作，虽然作品数量众多，但精品不多， 我所关注的戏剧门类也是如此。考察众多的此类戏剧作品，概念化表现、庸俗化表现、孤立化表现是常见的三种情况。

概念化表现是最常见也是最低层次的戏剧呈现状态。何为概念化表现？将理念直接理解为主题进而等同于事件。表现生态文明就组织出一个个植树禁猎、关矿禁采的故事；表现乡村振兴就是驻村干部扎根乡村、因势利导发展产业。这样的作品完全由理念引导创作，虽然具体的人物、事件不同，但人物类型、行为逻辑、情感模式、故事走向都高度雷同，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庸俗化表现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这在表现“三农”题材的作品中尤为常见。不可否认，今日乡村还有很多陈旧的观念、落后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单调，但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荡涤和减贫事业 40 余年的拼搏，当今的乡村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思维观念也早已清除了很多封建陈腐思想，但戏剧作品中还大量充斥着懒汉配寡妇、修路迁坟要干部披麻戴孝等情节，这些情节在数十年前的以乡村为故事发生地点的戏剧作品中屡见不鲜。如今，相当比例的农民已经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编剧的思维和认识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解放初期，令人啼笑皆非、无可奈何。

孤立化表现从呈现状态来说，较之前两种要好一些，毕竟是以一种遵从艺术规律为前提所进行的创作，会对生活做观察思考和提炼，会对人物的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做严格的梳理，因此这类作品在概括主题、规定情境、塑造人物方面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由于思维能力、认识水平的制约， 只能孤立地对主题进行较为单一的表达，综合性、系统性认识现实生活与重大题材的能力不足，深度开掘不够，因此有佳句无佳章，大多只是中规中矩地讲清了故事，却对事件背后的规律、逻辑、方向不做或做不到提炼与深化，呈现出了“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状态，对于文艺作品来说，这最后的“十”恰恰是脱颖而出的最关键一步。

这三种情况中，概念化和庸俗化比较容易理解，在各门类的文艺创作中，也都是极为常见的弊病。

概念化和庸俗化的作品艺术价值较低，此类作品因为从起始阶段就存在观念上的重大偏差和能力上的巨大不足，作品难以通过小修小补得到根本提高，这样的作品没有生命力，只演十几场甚至几场就草草了事，对于经费、人力、院团的声誉都是极大的浪费；从创作者自身来说，其产生原因不外乎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平庸无奇的技巧能力、浅薄少识的个人修为，创作者想要实现自身创作能力的提升需要在方方面面付出极大努力。篇幅所限，本文对以上两种情况不多做讨论，而将重点放在孤立化这个问题上。

孤立化与前两种情况不同，这类作品的创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思想能力与思考深度不足。比如有表现植树造林、投身生态保护先进人物的作品，对人物行为描述清晰、人物关系塑造用心、人物精神表达感人，从讲故事的层面来看完成度较高，但就在完成了叙事任务，需要实现主题强调和深化这样见真章、显功力的时刻，创作者没有对 40 年后治沙的新技术新手段、林场的新业态新形态这些显性变化做展现，更没有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层要求来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背景和实践意义，就事论事地停留在了对先进人物事迹和精神的歌颂上，缺少由当下到未来的历史延伸感。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对时代背景的理解、对深层问题的思考是创作优秀作品的前提，是杰出作者超越同行的根本所在。这种能力与深度在创作具有价值引领意图的作品时更显重要。因为在创作这类作品时，要考虑为价值和理念找到承载的外壳—— 有机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契合的结构、顺畅的逻辑——做到这些才能保证作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而要进一步让作品取得思想性和艺术性，需要的是对本处于“外部”的价值和理念的内部化，即通过具有戏剧性的戏剧作品使原本需要被传扬、被接收的理念上升为一种接收者对自身生命处境的自觉追问和对群体命运的自觉探寻。具备这种能力与深度的作者凤毛麟角，因此能承载如此深厚思考与深刻内涵的精品佳作也极为难得。

近年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戏剧创作中，难得的一部精品是由著名编剧王宏创作的滑稽剧《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这个戏是 2018 年江苏常州市滑稽剧团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创作的作品。这部戏以陈奂生一家人的离合悲欢作为小切口，对近 50 年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进行了精准的微缩式呈现。这样一部配合重要时间节点而创作，反映“三农”问题的现实题材作品，应该说天然携带了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很容易成为习见且不被待见的“那种”戏。然而当它立于舞台之上时，却完全打破了人们的当然想象。“陈奂生”是著名作家高晓声创作于20 世纪 80 年代，表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肇始的中国改革开放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农民生存状态的标志性人物。40 年后，编剧选择“陈奂生” 这样一个已随其身处时代远去的人物进行戏剧续写，看中的是他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农民“身份”和人物面对巨大变革时极度迷茫的“神情”。换言之，作者就是要用“陈奂生”这个在时代风潮中迷茫和困惑的人物来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关切当下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最难回答却必须回答的问题——农村该何去何从？农民该何去何从？陈奂生困惑的是把土地流转出去建设农业园区，“吃工资、拿分红、享受退休待遇”，农村像城市、农民像市民，好像是现代化了，但是农民离开了土地能过得好吗？会不会失去最后的依托和保障？陈奂生口中反复呢喃“吃饭不是问题，不是吃饭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他引导观众思考在吃饭不是问题之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当然，真正引导观众思考的是创作者，编剧对这个问题极其敏感而迫切，不仅以贯穿全剧“加重号”的方式反复强调，还在结尾处通过旁白直接向观众提问——“也许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都将会消失，可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呢？”其实，这是每一个身处大时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农村不应该只是失去了现实参照的乡愁无处安放之地，它应该并且必须以更具生机、更有创造性的新样貌带动中国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农民也不应该成为远离土地无根的漂泊者，他们应该也必须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求得真正的发展，并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坚实力量。

陈奂生这个文学人物的“生命”以戏剧的方式得以延续，他一如既往地依据中国农民的心理逻辑和情感结构面对世界的纷繁变化。与此同时，《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的创作者们用他们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问题意识，延续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担当。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创作者只有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对时代背景的理解、对深层问题的思考才可能避免孤立化的主题创作。这种能力与深度固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赋和资质，但深入地学习、丰富地吸收无疑是提高能力与认识的有效途径。

而这里的学习，除了对生活实景、对历史背景、对世界前景的学习和思考，尤为重要的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理解和运用。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处理具有一定意识形态属性的文艺课题和弘扬主旋律的文艺创作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我们更好地思考中国问题、理解中国位置、认识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前提。

（作者系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