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提醒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必须依托、汲取的三种重要文化价值、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革命文化为根基，以革命历史为素材，以革命英雄为主角，创作了一批优秀文艺作品，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不仅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的审美需求，而且厚植爱国情怀，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可谓收获满满。同时，客观地看，也有少部分作品文明意识淡薄，作品表现比较平庸，不仅不能彰显革命历史与革命文化内蕴的丰富精神内涵与美学品质，反而一定程度上淡化乃至偏离了革命的力与美。如拉长视线，放在新时期以来革命题材文艺创作的整体框架中看，这一问题更为明显。故笔者认为，应以崭新的现代文明意识观照革命题材文艺创作。

提出这个观点，首先是因为中国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文明升级行为。人类文明的本质在于对人类的生存实践进行文化的意义建构，当人类的生存实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文化的意义建构也要进行根本重塑。中国革命就是因应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巨变的根本性变革，相应的，伴随着革命进程，必然也要对文化进行根本重塑，创造新的文明。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险，上下求索，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中国，而且随着中国革命深化，不断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其烛照中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在彼此交融中焕新文明，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中国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而非王朝更迭的传统老路，也非西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自信地宣称“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原因。

提出这个观点，其次是因为如何对待文明差异、如何更好地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课题。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是中国所追求的。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人早就意识到中华文明之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者在世界视野中思考中华文明的特性，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逐渐成为热点议题，取得诸多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集大成之作，不仅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而且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和方法论，指明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革命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的努力和实践中，重访革命历史、重思革命实践、重温革命文化，无疑十分必要，革命题材文艺创作也是极为有效的实践途径和载体。

提出这个观点，再次是因为文明意识在革命题材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这要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题材文艺创作的发展历史看。革命文化是革命实践的精神结晶，是构建现代中国的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革命题材文艺创作就承担起将革命历史、革命精神、革命意识植入中华民族记忆的使命，以建立起个人对新中国的情感认同。实事求是地看，这一时期，革命题材文艺创作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在人们心中刻写下革命文化基因。新时期之后，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要求，革命题材文艺创作承担起解放思想的任务，重视个体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革命题材文艺创作，让那些“高大全”的革命者人性化起来，更好理解、更可接受、更易亲近。但客观看，这一时期革命题材文艺创作也存在着过于突出所谓的人性化、个体化的问题，会在无意识中偏离革命文化的宗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主义文化流行，这些作品很容易被消费，等而下之者就沦为“神剧”，反而变成以奇观解构革命。

笔者强调文明意识，主要是针对部分革命题材文艺创作中仍然存在的以下问题：一是容易孤立地看待革命和革命文化，在革命题材文艺创作中往往就革命谈革命，而不是在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整体视野中观照中国革命，演绎其发生发展，展现其意义与价值，更无法很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对话、借用，乃至转化、转译，在彼此交流中释放出更加澎湃的思想力量与美学光彩。二是容易窄化革命和革命文化，一个突出倾向就是把革命理解为战争，或者以战争代替革命，忘记了战争只是革命的一部分——尽管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忘记了革命是斗争，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斗争——战争是军事斗争的集中表现形式。三是喜欢向微观求艺术、求情感、求流量，而忽视了革命、革命文化的宏观面向，忽视了如果脱离了革命、革命文化的宏观面向，微观叙事可能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驰，与叙事初衷相违和。比如，一些战争题材电影为了凸显所谓英雄本色，越来越喜欢展示战争场景的残酷性，借助现代影像技术高精度地“还原”血肉横飞的战争细节，乃至死亡的细节。这样，可能情景上是“真实”了，但在情感乃至精神上，却未见得“真实”，因为在这个时刻，叙事重心已经悄然转换成了暴力，而非革命。

以崭新的现代文明意识观照革命题材文艺创作，恰恰可以解决上述矛盾，提升创作质量。

首先，可以打通古今，在更宽广的时空中，在更高的层次、更多的维度上展现革命、革命文化之魅力。正如笔者所说的，中国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文明升级行为，革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文明，那么革命文化就不仅在当时有价值，而且具有永恒的价值。比如《黄河大合唱》彰显的内在精神是永恒的，尤其当人类历史上还存在民族压迫、阶级分化，这首歌便会传唱不已，因为其中包蕴着民族独立、人民平等的具有世界性的永恒主题。这就是文明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打破时空界限，获得普遍认同。遗憾的是，一些革命题材文艺创作好像丧失了从革命实践、革命文化中提炼文明主题，进而赋予革命题材文艺创作深厚内涵的能力，导致诸多创作就是想方设法“讲”故事，而缺乏文明内涵，故事就容易流于空泛。比如，毛泽东曾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讲述中国革命，将中国共产党喻为“愚公”，将人民大众比作“上帝”，将中国革命讲成是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的故事。这种讲法就赋予中国革命以文明内涵，在这种文明视野中看，中国当下的实践又何尝不是愚公移山呢？这样，要移走阻碍中国发展的种种“大山”，我们就应该向革命文化学习，学习其精神，学习其智慧，学习其意志。这样，创作空间就显豁起来。如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就具备这种文明意识，这是其之所以在一部反映当代实践的作品中大量融入革命文化，将《红梅赞》作为贯穿全剧的主旋律，不仅不隔膜、反而格外贴切的原因。

其次，可以融通战争与斗争，以战争之酷烈展现斗争之艰难，同时以斗争之激烈展现战争之必要。在这个方面，有的作品做得相对较好。比如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全景式多层面地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特别是将战场战争与外交斗争交织起来进行讲述，提升了该剧内涵，告诉人们，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是战争的胜利，而且是历史的胜利，这就是彭德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的宣告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的原因。

再次，可以会通个体与整体，以比较辩证的方式讲述革命文化，既可以避免过度“高大全”乃至滑向“假大空”的叙事，又可以避免过于微观、单一、平庸的叙事。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展开。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既往的现代方案，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方案，这种方案既要把“人”从半封建半殖民的奴役状况中解放出来，同时还要把“人”从资本的奴役状况中解放出来，建设人民民主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种现代方案带来一个文艺课题，即如何在革命叙事中既讲好“个人”的故事又讲好“人民”的故事。新时期之前，部分革命题材文艺创作倾向于整体性，这种倾向若走向极端，就容易使个体消融于集体之中。新时期之后部分革命题材文艺作品更倾向于个体性。比如，有的革命题材文艺作品竟然以江湖义气的兄弟关系理解人民军队中的同志关系，其中的“误解”有多么深，可见一斑。今天，已然到了合题的阶段，如何使“个人”与“人民”共生共存、彼此彰显，是革命题材文艺作品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谁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谁就能讲好这个“全新的故事”。有的作品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探索，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个体，但却又互相照耀，共同成就一种新型人格。

在文明视野中讲述革命题材文艺创作，其实是换赛道。换赛道可以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释放创作活力。但需要提醒的是，换赛道并不是降低比赛难度，恰恰相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明是个大词，要想把这个大词在文艺中鲜亮地树立起来，需要将其具体化与美学化，需要艰苦细致地求索。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