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劳动不仅指物质的，还包括精神的

人民不仅是物质生活、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精神生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人民文艺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人民的政治解放，而且标志着人民的精神、文化解放。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在旧剧舞台上，帝王将相是主角，人民群众成了渣滓、配角，我们建立人民的文艺，就是要颠覆这种历史的颠倒，使人民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剧中人和主角。而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在争取人的全面解放的漫长历史上，人民从历史和文艺舞台上的配角、见证者、剧中人，走向历史和文艺舞台上的主角、创造者、剧作者——这是人民文艺在百炼成钢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从而也形成了新时代文艺的重要特征。

回答什么是新时代的人民文艺，不能不回答什么是人民这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说的人民，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主体是劳动者。什么是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不仅是指物质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财富，还包括精神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出发，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当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把财富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劳动，仅仅是物质劳动，从而，一方面忽视了资产阶级对于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本的垄断，乃是剥夺劳动和劳动者的根本方式，另一方面，则把劳动人民排除在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之外，从而造成对人权——人的全面发展的戕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指出，即使在历史上那些“好心肠的写作家”们那里，平等也只是对于物质平等（按劳取酬）的呼吁，而这种平等几乎不包含文化平等和文化权利平等。例如，蒲鲁东等出身于劳动者、并力图为劳动者代言的学者、作家认为，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收入，争取实现按劳分配，就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至于精神劳动和精神创造活动，只要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交给有特长的专家们就可以了。这就遮蔽了文化的不平等，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貌似合理的“社会分工”。他指出，既然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那么，人民就不能把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以“分工”的方式交给他人，自己站在一边，沦为精神生活的旁观者、看客、漠不关心者，劳动者不能满足于“剧中人”的角色。他还谈到，无论在物质劳动还是精神劳动中，劳动人民都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满足于做见证人，而是要力争成为创造者——无论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方面，“无产阶级都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基本点。这表明，“人民是剧作者”的思想，最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

同时，马克思更深刻地指出，劳动人民只有在艰辛的物质劳动中使自己在精神上“百炼成钢”，才能真正“强起来”。深刻地认识人民文艺的发展，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神圣家族》等著作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以蒲鲁东为代表的作家的观点。蒲鲁东认为，劳动者的贫困，就是物质的贫困，而马克思则认为，劳动者的贫困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而且是精神和哲学的贫困。无产阶级需要精神的武器。马克思的名言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一方面，马克思肯定地指出，蒲鲁东写作的出发点，并不是自我的利益，也不仅是为了简单地批判，他的出发点就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而且，“蒲鲁东不但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写作；他本人就是无产者、工人，他的著作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科学宣言，因此具有与任何一个批判的批评家的拙劣作品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但是，马克思更为尖锐地指出，在蒲鲁东那里，劳动人民的利益就是其物质利益，劳动人民的满足就是物质的满足，劳动者有的只是物质和肉体上的匮乏，但却没有精神上的痛苦与匮乏。于是，他们笔下的劳动者，就表现为物质上的生机勃勃，而精神上却一片空白或者如同一盘散沙。蒲鲁东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人道，不仅表现为对于劳动者的物质剥夺，而且表现为对劳动者精神的戕害。它不仅使劳动者陷入肉体的痛苦，而且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对劳动者的消灭，也不仅是对其肉体的压榨与消灭，更是对其精神和心灵的打击和摧毁。这就包括，通过精心设计的文化分工机制，把劳动者排除于精神活动之外。

文艺要深刻表现人民群众的丰富精神生活

正是没有看到劳动者的精神的痛苦、心灵的痛苦和文化的痛苦与挣扎，正是因为仅仅把劳动者当作物质的存在，而不是当作精神、心灵和灵魂的主体，所以，此类为劳动者代言的好心的作家们，并不真正了解劳动者，特别是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和精神状况——甚至认为劳动者根本就没有精神。而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发问的那个问题：“有没有人性这个东西？”当然有的，但是，有些人却认为只有小资产阶级有人性，有精神生活，而劳动者就没有精神，没有心灵，没有灵魂，因此就没有人性，这样的“人性论”是完全错误的。

怎样理解“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这就是说，新时代的文学，不仅要写出人民对于物质生活的改造，而且要写出人民的精神世界中的奋斗、挣扎与痛苦，写出人民的深刻的灵魂，一句话，写出人民对于精神生活的热烈向往。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人民的灵魂呢？那就必须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写出人民的精神生活，写出国民的灵魂，刻画人民精神的痛苦与挣扎，这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传统。鲁迅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乏”，而这种“乏”不仅是指懒散、麻木，更主要是指精神匮乏，从而展示了阿Q的自私、狭隘的一面，另一方面更揭示了阿Q内心深刻的“不平”和潜意识里的“愤愤不平”，正是通过揭示这种日常的、内心深处的愤愤不平，鲁迅方才刻画出了国民的灵魂，从而深刻地思考了一盘散沙的阿Q们“革命”的可能性。

不仅书写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书写希望的田野与工厂，而且深入挖掘劳动者的灵魂与精神世界，在精神上与人民打成一片，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刻画出了劳动人民的灵魂，他们的痛苦、挣扎与坚强，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求。正是这种被艰苦的物质劳动百炼成钢的灵魂中，蕴含着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的能量。他们是历史的主体，是中国的脊梁。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蒲鲁东本人就是无产者、工人，但却没有触及无产者的精神世界。而与蒲鲁东一样，许多当代中国著名作家，都有过工人和农民的经历，当下许多优秀青年作家也不乏出身于工农家庭者，但是，也正如马克思所曾经批评的那样，他们笔下的农村和工厂、工人和农民，凸显的是物质的匮乏，自私狭隘和一盘散沙；他们的作品里所缺乏的，不仅是车间里工人的口琴声，不仅是劳动者对于知识和文化的无功利的追求，更缺乏对于劳动者是精神生活的创造者的深刻理解。他们没有自觉地把劳动者作为“灵魂”和精神主体去对待、去理解。正是由于缺乏对劳动者灵魂的刻画，于是，他们笔下的劳动者，就缺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巨大的能量，从而不自觉地把劳动者理解、描写为片面的人。

当然，也有的作家，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肤浅的人道主义者那样，把劳动人民的生活，描写为田园牧歌，甚至以主旋律写作为名，把乡村振兴、大厂的劳动，谱写成一曲空洞的赞歌，把他们写成历史变革中政策的被动的受益者、被动的感恩者，却没有触及艰苦的斗争、细致的调查、历史的反复、人心的变化——这一切所造成的历史反复中的艰难奋进、螺旋上升，从而使创作流于概念化、公式化。

这样看来，当前很多作家创作的作品，还是与人民的生活，特别是人民的精神世界贴合得不够。这引导我们进一步深思：我们需要鼓励人民大众自己站出来进行生动表达。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掌握文化领导权，归根到底必须走劳动者在精神上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无论这一道路如何曲折漫长，但这就要求劳动者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一个精神的存在、一个灵魂的存在来对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只有劳动者在精神、文化、心灵、灵魂上强起来，他们才能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

一旦劳动者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精神、文化、灵魂的主体，这是劳动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强起来”的重要标志，而目前的新大众文艺，无疑表现了这种“强起来”的契机。它表明，日益掌握了先进文化的劳动者，正不断走进文艺创作的主力军之中。他们不仅是文艺的“剧中人”，也是文艺的“剧作者”。

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

我们看到，被称为“外卖诗人”的王计兵，既是一名外卖员，也是一个生动记录自己生活的写作者。他于2023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一方面似乎只是记录了外卖员的生活日常，但同时，他的作品极为深刻地思考了由技术与算法所构成的现代劳动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揭示了这个社会体系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外卖骑手都摆脱不了收入、时间、生命安全、平台算法，“准时送达”成为了他们每天飞速穿行在城市中的最真切的愿望。“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诗歌中关于双脚与大地关系的隐喻，艺术地、精神地揭示了“劳动”这个唯物主义的核心主题。这样的生动体验，是一般书斋里的作者所难以写出的。据统计，我国现在从事外卖工作的群体有1000多万人。他们的生活日常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经验、情感和想象是什么样的呢？而这种在劳动中百炼成钢的精神教育，恰恰是书斋里的作家和诗人所不能抵达的地方。

“矿工诗人”陈年喜干了16年的煤矿爆破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时刻直面生死的考验，每一天都是在深邃的岩洞中点燃引信、起爆，震耳欲聋的风钻声、爆炸声，无法躲藏的火药灰，无法直面的工友们的伤亡，每一天他的灵魂如同岩石爆破一样炸裂。“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这是陈年喜流传颇广的诗作《炸裂志》，它向我们呈现了物质爆炸与心灵爆炸的艺术结合。

一旦劳动者自觉地在物质生产中把自己的精神百炼成钢，那么，他们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反过来为他们成为精神文化创造者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性。

当前，以新一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深刻改变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重塑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文化业态。

邓小平同志指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特别是到了今天，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将知识与劳动结合在一起。如今，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再专属于专业作家的专业领域。借助于AI技术和自媒体平台，每个人都能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方式进行文艺创作，内容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具有创新性、时效性、互动性，形式上富有多样性、拓展性。

被誉为“田间诗人”的沂蒙二姐吕玉霞，是山东临沂蒙阴县的一位普通果农。她身着朴素的衣服，使用着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站在田间地头，在短视频中演绎着属于她的诗和远方。吕玉霞用诗歌记录下田野生活的四季。在充满烟火气的厨房，在田间的红薯地，在院子里的桃树下，她怡然自得地念叨着属于劳动与生活的诗句，质朴的语言充满田野大地的清香：“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这是农人扶犁的闹钟，这是墨客提笔的灵动……”“这是雪吗？这不是雪，这是老天爷撒的糖霜盐，这是麦苗打滚撒的欢儿，这是老把式笑纹里淌出的农谚……”写诗需要灵感，而她的灵感来自最广阔的生活，她说：“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就去干活，打开袋子看到黄灿灿的桃子那一刻，就会两眼放光，就有了新的落笔点。”

梵高晚年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农鞋》。画面上描绘了一双被磨损而变得斑驳而颓废的农鞋。海德格尔对这幅画解读道：“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积聚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保持着原样。”这里存在的仅仅是一双农鞋吗？梵高透过这双磨损的农鞋背后看到的是平时被漠视的农夫的生存世界，大地是物质的向下的力量，行走是劳动，摆脱向下的不断的努力，人类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创作自己的历史，人类与向下的自然力的斗争，人类的历史，就具象为鞋。

不管是农夫的鞋、城市白领的鞋、知识分子的鞋、公务员的鞋、还是天真孩子的鞋，鞋子作为一种非常具象化的意象出现，每个行走在大地上的人们都穿着不同的鞋子，他们努力地克服下坠的力量，用有限的生命抵抗着人生无限的苦难，最大程度地想要发挥人的主体和抗争意识，或坚定或被动地行走着，对抗着时间的虚无和人生的无常。人生之路，也不过是从一双鞋子转变成为另一双鞋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变换着不同的鞋子，体验不同的人生。这种挣脱向下的力量的努力，生动地诠释了“劳动”。物质和精神的劳动，凝结为一个深刻的隐喻。

在新时代，在新媒体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正在重塑文艺格局。普通大众已经成为新时代文艺的重要创作主体。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新大众文艺的创新点、动力源已经势不可挡。在这一进程中，他们与专业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但又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交融，共同推动新时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