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传承与发展的边界是什么？民歌生长于民间，而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下，民歌究竟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这可能仍需在发展中去发现答案。

坚守和改造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把祖先通过民歌留下来的血脉基因以及那种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命况味，以最合适的方式传递下去……

在国家艺术基金“晋陕蒙冀原生态民歌人才培养”项目学术论坛以及中国文联开展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音乐创作采风活动中，笔者针对中国民歌艺术的当代化进行了一番探索和实践。

民歌源于民间，远在原始社会的人们就创造了大量的民间歌谣。时至今日，人们仍在以号子、山歌、小调等形式表达劳动生活中最真实、纯粹的原生情感。近些年借助《中国民歌大会》等电视栏目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节庆活动，民歌开始更深广地进入到大众文化视野。欣赏民歌相比于其他类型歌曲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很难用艺术或审美的标准衡量其价值水准，我们体味的是那种扎根土地、应天而呼的欢喜或悲怆，那是与祖先、与自然的交流和感应。也因此，真正原生态的民歌手常是随心而唱、即兴而吟的，甚至在一个音调旋律中，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或环境下都可以且允许唱出不同的歌词，就像是一种生活本能、一种共享的文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曾说，“民歌的歌词不是固化的。民歌就是同一个调调不断延伸、不断创新、不断地向前走，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 ”这与别的歌曲形式截然不同。

比如，有一首著名的山西民歌《圪梁梁》 ，当下可以常听到的就有四五个版本。从唱词角度看，这种可以跳脱约束而自由发挥的形态，似乎是回归到宋词、元曲时代依词（曲）牌行文的创作模式，而与此同时，我们应如何理解或把握这种“变数” ？笔者的一个观点是：民歌要“接地气” ，也要“看天气” ， “天气”就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即在坚守民歌艺术特质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当代人和更多人审美期待中需要满足的部分。也有学者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民歌传承应拒绝时尚，保持原来的状态，展现最纯真、最纯粹的形式。这种矛盾，在新疆开展的采风创作中也得到了印证。当时，一位新疆音乐人讲起那首王洛宾改编的著名新疆民歌《青春舞曲》 ，其中“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一句中，“别的那”是维吾尔族语言，是“小鸟”之意。王洛宾在改编时，没有将其直译成汉语，而是将其变成了助词衬语，这样既保留了民族风味，也增添了流行情趣，这个案例似乎是上述关于保留还是改造问题的一种绝妙之解。

我们对于民歌唱词的研究和创作，究竟是该返璞归真，还是革故鼎新？什么是应坚守的，什么是可以创新的？在当今新时代语境中民歌最应以何种形态生存？笔者从三个角度简述一些观点。

珍视叠音与译音的形式之美

这番思考聚焦唱词问题，主要针对使用汉语演唱的民歌，也包含少数民族语言歌曲译成汉语的作品。在此范畴中去发觉其特征与趋势，笔者认为首先保持的应是民歌的民间语汇形式。比如，山西民歌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叠音的运用，最突出的是一首《想亲亲》 ，唱词中包含“想亲亲”“灯锅锅”“雪花花”“一对对”等诸多叠音词汇；还有《樱桃好吃树难栽》中的“山沟沟”“山洼洼”“黑油油”等等。这种叠音取自山西方言，方言往往代表着最真实的生活情趣，一个地区的文化基因与符号常包孕在这些口语化的方言之中。而对于新疆民歌，多民族的语言被译成汉语歌唱时，常常保留其译音，如“亚克西” 、人名“阿瓦尔古丽” 、地名“可克达拉”等，这些语汇对于更多人来说是新奇或神秘的，美感也由此而生。对于一位外来的听者，无论感受的是山西民歌“谐趣的美” ，还是新疆民歌“陌生的美” ，都是走近、亲近这种文化的开始。除了叠音与译音外，民间语汇形式特点还有很多，保留住这些形式或称“技艺” ，是维系民歌艺术特质的基础，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应守住的创作范式。

贯通原生生活与臆想世界

我们对民歌美的体验，或是感受其真实的生活图景，或是沉浸于其丰富的幻想空间。分析民歌唤起人们情感共鸣的方式，除了动人的音乐之外，常常是用画面或情境触动听者的心弦。以民歌中最常见的爱情歌曲为例，可以是将景物描述给你看，然后寄情于物：如山西民歌《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中的“一对对鸳鸯水了上漂，人家那个都说是咱们两个好” ；又如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中的“天山上的雄鹰只会盘旋不飞过山顶，情人围绕着我不愿离去” 。它也可把生活中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藏情于事：如山西民歌《桃花红杏花白》中的“翻过那桃花岭来，淌过那杏花海，憨憨的哥哥他看花来呀” ；又如哈萨克族民歌《都达尔和玛丽亚》中的“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哎呀呀，你的歌声婉转入云霞” 。这些景物、故事真实而美好，民歌相较于其他类型歌曲的优势在于，能将人们心中对于原生乡土的亲切感唤醒，进而打通对臆想世界的渴望。无论文化语境如何变化，这种激发人们潜意识的形象创造，才是民歌艺术品质的最好彰显。

关于传承与创新的边界

民歌传承与发展的边界是什么？民歌生长于民间，而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下，民歌究竟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这可能仍需在发展中去发现答案。而尽管民歌生存的土壤在变，民歌与流行绝非两种不可融合的概念，一些民歌改编歌曲如《彩云追月》 《拔根芦柴花》等就保留了地域风味且实现了很好的流传。但有些将民歌本身的生活性、语言性、艺术性破坏的改编方式，应予摒弃。其实对于民歌传承方式的发言权，最应掌握在民歌传承者手中。通过这两次活动，笔者结识了两位青年朋友：一位是张红丽，山西民歌的歌者；一位是王江江，新疆音乐的行者。张红丽作为一名职业歌手，不仅将山西民歌再度在央视舞台上唱红，还与法国乐队合作，将改编后的山西民歌《圪梁梁》 《桃花红杏花白》搬上了法国艺术殿堂。而王江江则从意大利留学后回到国内， 9年时间几乎走遍了新疆的村村落落，收集了3000多份新疆木卡姆传承人的音视频资料，创作了大量具有民间艺术风格的音乐作品。

坚守和改造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把祖先通过民歌留下来的血脉基因以及那种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命况味，以最合适的方式传递下去，张红丽和王江江们在做着这代人的努力，他们一个走出去、一个走回来，不同的方向，却都共同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