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较早产生的、以表达情感为目的的艺术形式之一。当原始先民意识到，通过音调和节奏变化，结合有意义的发音，可以在表达爱意、克服恐惧、崇敬神明、协同劳作等场合起到其他行为无法替代的作用时，歌唱就变成了一种超越生存基本需要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以歌抒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人类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此后的千万年里，歌唱一直伴随着人类，无论是出生、婚嫁、死亡，还是知识传承和人格塑造，常常有歌唱参与其中，歌唱成为与人民生产生活关系非常紧密的审美途径和表情方式。

从创作与传承主体的角度，歌曲可以分为专业人员创作的艺术歌曲和人民共同创作、世代传承的民歌两种类型。民歌因其深厚的民间基础、风格鲜明的民族气质、简明精练的表现形式以及历久弥新的文化内涵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传唱过程中被不断地打磨、注入新的智慧，形成了一首首贴近人民需求、贴近实际生活的鲜活作品。

民歌是人民的心声。民歌有山歌、小调、号子等多种不同形式，歌唱的内容大多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产生于周代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风》收录了15国的160首民歌，对劳动、爱情、思念、抗争等情感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具有突出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从汉到明清，历代都有典型的文学艺术形式，而民歌的发展却从未中断，经过官方和民间整理的民歌集刻印、传抄，构成中华历史典籍中独具价值的民间文化系统。近代以前，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为民歌的传承提供了相对统一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从事农业、渔业、牧业，各民族都产生了符合其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民歌。如，川江号子反映着纤夫穿行于峡谷险滩时的雄壮激越；蒙古族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体现着游牧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土家族薅草锣鼓配合耕作，渲染和协调着紧凑的劳动气氛。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可见，民歌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比如，历史上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人民创造的民歌种类多样，数量浩繁，风格兼具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特点。其中，低柔温婉的作品多托物感思、催人泪下，刚猛豪放的作品则高亢火辣、热耳酸心。无论是何种情感，都能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使人为歌曲精妙的表达和歌者生动的演绎所感动。这里沟壑纵横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人文空间，使生长于斯的人民擅于直抒胸臆，将难以直言的情感通过民歌表现出来，生活和爱情是传统陕北民歌的重要主题。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使得民歌的生存土壤发生了改变。植根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艺术形式，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比如打夯、伐木、搬运等工作多以机械代替人力，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应用环境。信息交流的便捷和娱乐方式的多样，使民众不再主要依靠民歌来抒情和审美。在这片土地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一度陷入了少人唱、少人听的窘境。

尽管如此，民歌在当代还是得到传承。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一步唤醒了全社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也促进了各民族保护传统、铸就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每逢壮族三月三、苗族六月六、蒙古族那达慕、仫佬族走坡节等传统节日，青年男女便会身着盛装，欢聚在一起，以唱歌等形式交流情感。

更多的民歌从乡野山间走上舞台，以原生态的形式展现着民族艺术的魅力。“青歌赛”、《民歌中国》《中国民歌大会》等节目的持续热播，以及中国原生民歌节等活动的成功举办，反映出民歌作为植根于民间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深厚社会基础。

明代冯梦龙在《叙山歌》提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此言甚是。民歌以其简单、自然、真挚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直接体悟。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评判，应从其本质属性着眼，将是否具有“直指人心”的艺术魅力作为衡量标准，而不限于技术或工艺层面的高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专业音乐创作不能也不可能脱离民歌而存在。民歌早已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