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壶关秧歌这个小剧种在省里挂了号，然而其后继乏人、生存拮据……

杨鸿志同志的来信让我想起干板秧歌，想起干板秧歌心头就涌起浓浓乡情，勾起历历旧事，就禁不住哼了起来：

“苏姐姐正在南柯梦／忽听得门外有人声／上前去开开门两扇／原来是春桃秋菊来叫门……”这是一回叫《苏姐姐梦梦》的小戏中的唱段。细想想，五六十年了，我尚能记得这唱段，实在是干板秧歌的魅力。

干板秧歌是我家乡的一个小剧种，曾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不仅逢年过节村里闹红火，少不了唱干板秧歌；农民平常下地动弹或者赶车走路，也会情不自禁地哼几声。干板秧歌剧种虽小，剧目却不少，我尚能记得的就有 《打酸枣》《背板凳》等等。都是写老百姓家长里短的事，唱词风趣生动，充满俚语方言，多用大段唱来讲述生动的故事。

所谓干板秧歌，是指只有武场，没有文场。一只小鼓、一面大锣、一面小锣，加上一副梆子，一打座场，演员即唱将起来。通常不化妆，只有扮故事时才略施粉彩，生旦净末丑，都是大男人扮演。唱腔多是上下两句，唱两句敲打几响锣鼓，梆子则不停地跟着节奏敲打，很是热闹好听。干板秧歌没有专门的剧团，都是村上的散兵游勇，逢年过节召集到一起，配配锣鼓点就开场。附近一些村子，就数我们村有几个正经八百会唱的，我舅舅韩张宝是其中一个好把式。别看他平时说话结巴，可一说唱干板秧歌，就吐字清脆响亮，声音婉转优美，加上人长得清秀，村里唱旦角的好把式非他莫属。我原以为老舅那一肚子干板秧歌戏目也是有戏本的，后来才听他说，全是从上辈子唱秧歌的民间艺人那里口口相传下来。我们村会唱干板秧歌的还有程天景、宋百根等，几个大男人，配起一台戏，生旦净末丑，一角多能。我的印象干板秧歌的剧目好像主要是女主角。有一年正月，这些酷爱唱干板秧歌的把式们，似乎感到年年唱座场，小打小闹不过瘾，就租借了行头幕布，置了油彩，阖村贴戏报，像戏班子一样，正经八百地在大戏台上唱了三天三夜，足见干板秧歌的剧目还是相当丰富的。

后来，我上学离开农村，每年回家过年还能听到唱干板秧歌。再后来，参加工作回老家少了，干板秧歌也就渐渐在脑海中淡化了。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省文化局，看戏是一项主要工作任务。有一次下乡看戏，说是看壶关秧歌剧团演出，直到看了半场，我才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不就是我们家乡的干板秧歌嘛！一点不错，壶关秧歌就是干板秧歌的再生！原来，干板秧歌不仅在我的家乡流行，在长治县、长子县、壶关县……甚至大半个太行山的旮旮旯旯都能听到。2002年春节，我乡居高扬斋，听老百姓说长治县安城村有个唱干板秧歌的老人。想到村里的那几个老把式大都过世，一是担心干板秧歌失传，更主要的是我对其生动的戏词颇感兴趣，就雇车把老人请到家来给我讲干板秧歌的戏目。老人叫马德文，时年84岁，说起干板秧歌，兴头很高，有说有唱，给我讲了许多干板秧歌的剧目与演变。而且他唱一句，我记一句，把《凤英骂街》全本戏词都记了下来。

还接着说下乡看戏。眼前的壶关秧歌的确就是干板秧歌，不过已经不是“干板”，加了文场，配了板胡、洋琴等乐器。也就是在唱的同时，出现了文场伴奏。伴奏曲虽旋律较简单，还配搭协调，也使干板秧歌搬上舞台后更厚实丰润些。不仅如此，壶关县还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壶关秧歌剧团，整理或创作排演了些传统剧目与新戏，着意培养了一批年轻演员。很快就使干板秧歌面目一新，推向上党地区，乃至省城。

壶关秧歌最幸运的是有一批出色的演职人员和热心的创作人员，这是壶关秧歌能一度走红的基本条件。当时唱红的男的有红生，女的有良菊。除了剧团的杨鸿志、牛逢蔚、良菊、红生等，县文化馆馆长田永才不能不提。这位瘦干老汉不但尽职做着全县群众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还是位壶关秧歌的剧作家，创作了许多小剧本。

有人把壶关秧歌誉为“太行小黄梅”。我倒以为秧歌也好，黄梅也好，当初都是由俚曲小调发展起来。原生态艺术的地方性很强，固然有其自身顽强生命力，然而要辉煌也得天时地利人和，得靠扶植，靠自身不断丰富发展。面对乡村日趋城镇化、传媒进山村、通俗歌曲泛滥的今天，壶关秧歌显然已经被挤到不被注意的角落。虽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壶关秧歌这个小剧种在省里挂了号，然而后继乏人、生存拮据，已经令许多曾经毕生为之经营奋斗者，击掌痛惜，仰天吁啼！所以，我既为之担心，又寄望于壶关秧歌像一只金凤凰，于烈火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