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落子《魏拯民》参演山西第二届艺术节，该剧地方风情浓郁，获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赞许。

面对一个地方一个院团用戏剧方式讲述一个人的故事，人们在看到剧名的时候，会问出一个问题：魏拯民是谁？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1909年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路村乡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来到太原，结识了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彭真，随之走向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他受党指派到东北组织抗战工作，魏拯民是他在东北工作期间所用化名之一。他走遍了各根据地和游击区，想方设法领导抗战。1935年夏，作为东北抗日游击的唯一党代表，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曾先后担任东北抗联第二军政委、第一路军政委、东南满省委书记，1940年，杨靖宇牺牲后，接替杨靖宇全面统帅第一路军，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和心脏病，仍坚持工作，1941年，由于叛徒告密，不幸牺牲，年仅32岁。魏拯民牺牲后，长岛玉次郎率领日伪讨伐队，到处寻找魏拯民，找到后，挖坟抛尸，把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上示众，尸体被焚烧。一直到1961年，才有人找到魏拯民的遗骨，重新安葬。

长治市落子团之所以排出这样一部戏，是因魏拯民是长治人，为我党工作，把生命奉献在了东北那块白山黑水中，这样一个在东北很有声誉的抗联领导人，长治人、山西人却知之甚少，长治人有义务让这样的英雄为全国人民所知晓，这是时代赋予戏剧工作者的机遇和任务。

这是这部戏的由来。

回到戏曲本体。

我认为该剧有几点值得称道：一、音乐的厚重。该剧音乐大气、浑厚、磅礴，层次分明，既有激流险滩，也有小溪淙淙，即使在场次之间换景时，音乐也在流淌，完整地衔接着戏的情绪，把控着戏的节奏。作曲杨建平音乐造诣颇高，从整体效果来看，音乐的作用大于剧情，甚至大于这个剧种；二、戏剧的文学性。文学性本不该作为一个被称道的地方，因为剧本也是文学创作的范畴，文学性是剧本成立的第一步，但是近年来，剧本的文学水准有所下降，尤其是现代戏的创作，这让人难以接受。该剧是现代戏，却文辞优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兼顾雅与俗；三、本土制造。“本土制造”是曲润海先生提出来的，指的就是编剧、导演、舞美、音乐、服装、演员全是本土人，该剧甚至全是长治人攒出来的，这一点难能可贵。我们山西培养自己的戏曲人才，这是坚持地方戏特色，建立自己的坚强堡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势在必行；四、一个不寻常的道具。戏里有一个奇妙的发报机，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道具，它在全剧中几乎处于沉默状态，我是在结尾处听到一句台词：带上发报机走，我才忽然醒悟过来，它不重要，但意味深长，它状似文学中的闲笔，但它不闲，它留下了火种，留下了抗日的希望，留下了民族的希望，它的作用在戏外，这样的戏剧处理很高级；五、还原了一段历史，挖掘出一种精神。知道魏拯民的人太少了，即使是研究历史的人，也知之不多，把这段故事打捞出来，长治市落子团做了一件大事，这样一个从山西走出去的人物，应该被大书特书。当然，说到魏拯民的故事，自然要想到抗联的作用。当时的抗联，面对的是百万关东军，还有伪满军，东北的抗战，在这样的状况下，注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在日军的长期封锁中，几乎弹尽粮绝，又与民众隔绝，那就是绝境，就这样，抗联也在坚持着，抗联的精神就是坚贞不屈，宁死不屈，直到战斗到最后，流尽最后一滴血。魏拯民是抗联战士的重要代表，与党失去联系后，他在东北战斗了9年，贫贱不移志，威武不能屈，直到他悲惨地牺牲，他在东北的土地上，用生命开出了抗战之血花。

这样的英雄应该被长治被山西被国家所铭记，今天把他立在舞台上，这是迟到了70多年的怀念和致敬。

魏拯民以及抗联战士的这种为祖国奉献，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是中华儿女每当危亡关头就暴发出来的中国精神，是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的魏拯民，中华民族才能在坎坷中前行，历经磨难而不坠青云之志，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就能够砥砺前行，实现伟大复兴。

十年磨一戏，该戏还需要经过打磨。经过打磨后的《魏拯民》，一定要走到全国去，魏拯民代表的抗联精神，一定能唤起民众的精神力量，从而竖精神之旗，建精神家园。希望上演成功后，长治市能迎英雄回家，让魏拯民的英魂能回到他年少就离开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