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1995年曾刊于《中国戏剧》。文中是在1995年时对山西夺梅情况的思考，时隔二十年由中国晋剧艺术网再次发出，正如文中初衷一样，“山西需要开放的艺术氛围，更需要活泼的学术空气。”文中所指当时山西由15人获梅花奖位居全国第二时，当下山西已经有45人夺梅49次，稳居全国第一。虽然经过二十年的拼搏又取得了更佳优异的成绩，但将这篇二十年前的文章翻出，文中之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警惕，文中之思考依然值得我们思考。特此一发。

正文：

又是一年芳草绿,三晋梨园竞折梅。

年年夏秋之际,当山西戏曲演员一个接一个地手捧梅花奖盘出现于“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大会的领奖台时,三晋父老为之自豪,梨园同仁为之荣耀。有人戏称山西成了“梅花盛开的地方”。是的,在全国戏剧界,说起山西戏曲演员,神了!好像和“梅花奖”粘上了似的,年年没跑儿,一拿一个准。近几届更甚,不再是一届一个地拿,而是成批成串儿地,几拿几准,并且没有空着手回来过!自打1984年举办首届“梅花奖”评选.在高手如林、“五不照顾”(即不照顾地区、剧种、院团、演员资历和名演员)的强大竞争中,没曾想山西两员小将竟一鸣惊人。刚满20岁的任跟心和郭泽民在全国首次角逐中就折了个“双梅迎春”凯旋回晋,着实令首都和全国戏剧界大吃了一惊。其后,从1987年的第四届起,山西戏曲演员就届届不落,“八连冠”的殊荣在全国各省市中实属少见。在梅花金榜上,三晋名伶不是“状元”就是“探花”,名次之靠前也令世人刮目相看。难怪外省市的同行们常常投以钦羡之神、赞叹之语,而我们的领导
和圈中人士却认为这不足为奇,“山西乃戏曲之乡嘛!如果我们的优秀演员都来,至少还能夺10朵梅花”。我深信,这决非大话。

纵观n届梅花奖评选,山西戏曲演员的优势确实明显,以下数字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全部获奖的158名戏曲演员中,山西有15人,几占总数的10%。按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排列名次,山西仅位于北京(25人,包括中直院团)之后,赫居亚军,比经济、文化均比山西发达的上海(12人)、天津(8人)等省市靠前,更是几个戏曲大省河南(6人)、浙江(5人)、湖南(6人)、山东(4人)、吉林(4人)等省获奖演员的数倍。与我们相邻的河北目前仅有5人,内蒙仅有2人(其中宋转转还算半个山西人)获此荣誉。

再从剧种上看,在获奖演员代表的3个剧种中,山西占了6个.四大梆子(中路、北路、蒲州、上党)获奖演员13人,仅位于京剧(45人)、昆曲(19人)之后,远远超过了号称“全国大剧种”的越剧(2人)、黄梅戏(2人)。无论从地区或剧种上比较我们都是名列前茅。

那么山西戏曲演员的优势——“拿手戏”是什么呢?是山西丰富的戏曲遗产和表演技巧。那繁多的剧种、丰富的剧目、源远流长的戏曲历史和名伶坤角历代相传的高超技艺,加之封闭的地理形态,构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戏曲环境和强大的戏曲艺术氛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表演人才。山西既是民歌之海,又是戏曲之乡,剧团数百,人马上万,这是许多兄弟省、区不可比拟的。且不说我们的四大梆子历来讲究唱念做功,秧歌小戏特色鲜明,就是单看任跟心的椅子功、郭泽民的帽翅功、田桂兰的水袖功、郭彩萍的翎子功、高翠英的刀马功、杨仲义的身架功等等就够异乡人眼花缭乱的,还别说王万梅的十三咳咳动京华,武俊英的蒲剧、张爱珍的上党梆子、许爱英的眉户小调更迷人,大有让人如醉如痴的味道哩!

因此,继续继承和挖掘山西戏曲的宝贵遗产,把无数前辈们历代创造和积累的艺术精华尽可能全面地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挥这一优势,仍是山西戏曲界的重要任务。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统一的两重性。我们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山西戏曲的这一优势,不能仅仅满足于年年听喜讯,年年夺“梅花”,陶醉于山西戏曲的“家底厚”、传统多,而忽略了自己已日益明显的劣势和短处。这主要表现为:

一、阴盛阳衰,比例失衡。

山西15朵“梅花”,是12女3男,比例为4:1。男演员少得让人汗颜。而京剧获奖的45名演员中,男演员近20人,比例大体平衡。昆曲获奖19人,男演员占8人。其中老生、武生、小生这“三生”行当占了绝大多数,如叶少兰、李光、王立军、张幼麟、计镇华等杰出代表,皆为男性演员,无论唱、做、念、打,无不充溢阳刚之美。而我们山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重女轻男”,老生、小生“女性化”由来已久,尤以晋剧为甚。为什么?是山西没有优秀的男演员吗?非也。且不论历史上的盖天红、金兰红、十二红、三儿生、狮子黑、金铃黑等多么显赫一时,就目前四大梆子中的李万林、李玉成、李天喜、张保平、王二庆、张智、孙昌等都是很有造诣和前途的优秀男演员,他们并非没有夺“梅花”的实力与可能,只是外因内因都有原因。令人担心的是,长此下去,晋剧会变成昔日越剧那样的“女子晋剧”!

二、继承有余,创新不足。

纵览一下我省戏曲演员进京夺取“梅花奖”的代表剧目和扮演角色,便可发现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和问题。15人中除眉户演员许爱英在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扮演的段凤喜和张爱珍在上党梆子《两地家书》中扮演的汉代才女卓文君属于全新创造的舞台形象外,其余任跟心《挂画》含嫣、郭泽民《徐策跑城》徐策、田桂兰《喜荣归》小姐、《打神告庙》敫桂英、武俊英《苏三起解》苏三、高翠英《百花赠剑》公主、王万梅《教子》三娘、郭彩萍《小宴》吕布、栗桂莲《算粮》王宝钏、杜玉梅《茶瓶计》春红、吴国华《杀惜》阎惜娇、小香玉《花木兰》花木兰等、杨仲义《杀庙》韩琪、《逃国》伍员等、王艺华《黄鹤楼》周瑜等都属于加工提高的传统戏中有模可寻或有可借鉴的角色人物,前辈艺人已在这些剧目中留下了名噪一时的高超技艺。如王存才的《挂画》、阎逢春的《跑城》、阳友鹤的《打神告庙》、冀美莲的《赠剑》、程玉英的《教子》、郭凤英的《小宴》、王爱爱的《算粮》、常香玉的《花木兰》等等,早已成为“名家经典”。中青年演员们今天的学演,大部分是继承,少部分是加工提高，并非全新的创造。我这样说不是贬低“梅花奖”演员们的艺术功力。勿庸讳言,重继承、轻创新、普模仿、少独创是山西戏曲演员夺取“梅花奖”选择剧目时求稳保险的普遍心理。

在勇于创造全新的艺术形象、开拓自己的艺术领域上,我省的戏曲演员远远不及兄弟省市的同行。在外地区历届获奖的143名戏曲演员中,有83人是以全新的创作剧目和角色轰动京城而夺奖的。几乎达到全部戏曲“梅花奖”演员的60%。例如刘长瑜以《春草闯堂》中的春草、李维康以《恩仇恋》中的凤妹子、茅威涛以《汉宫怨》中的刘询、茅善玉以《姊妹俩》中的姐姐、于盛乐以《狱卒平冤》中的吴明、马兰以《无事生非》中的李碧翠、黄新德以《柯老二入党》中的柯老二、冯玉萍以《风流寡妇》中的吴秋香、朱世慧以《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虎美玲以《粉黛冤家》中的武则天、言兴朋以《曹操与杨修》中的杨修、白淑贤以《荒唐宝玉》中的宝玉、梁伟平以《金龙与蜉蝣》中的蜉蝣、张凤莲以《契丹女》中的桃花公主、刘海波以《铁血女真》中的完颜阿骨打等等一系列全新创造的艺术人物,博得了广大观众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形象,以其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创造是比继承难度大得多的艺术劳动。梅兰芳先生如果光有继承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今天蜚声四海、辉映九洲的世界艺术大师。李瑞环同志在振兴京剧学术讨论会上曾经指出:“继承与发展是振兴京剧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统一于发展京剧艺术的实践过程之中。把继承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振兴京剧的唯一正确道路。”用上述事例和这一观点对照,山西戏曲演员的优势和缺点同样突出,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瘸腿将军”。我并不想抹杀演员们在继承中也有创造的成份,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模仿和继承决不等于创造。光有模仿和承袭而无自己的独创,不是一个上佳的演员。尽管我们有的演员一且“梅花奖盘”在手,便以“著名表演艺术家”自居并广而告之,我不知他(她)们是否感到那奖盘的沉重?山西戏曲剧目和表演技巧的“箱底”太丰厚了,以至随便捡出一、两个折子戏改巴改巴,练上几下技巧,就能弄个“梅花”、“文华”回来。如此便当,谁还去下苦功钻研什么“创新”?笔者曾为一位“梅花奖”演员写戏,选择剧目换了十几个,凡新创作剧目皆被推翻,因其既无创新欲望更无创新胆量,最终挑选中的还是“照猫画虎”式的“祖宗剧目”。山西的戏曲遗产犹如富豪财东留给子孙的万贯家财,养得后人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它成了束缚演员创造力的沉重包袱。越是没有包袱可背的兄弟省市,改革创新的步子迈得越大。当我们为年年折“梅花”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不应当为“文华剧目大奖”至今空白而涔涔汗下吗?山西曾风行过“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信条。虽然历史已飞速向前,但究其渊源,或多或少还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作怪。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我省戏曲剧目出不了创新精品的原因,除了编导等主创人员的思想、艺术素质亟待提高外,演员们(包括许多十分优秀的演员)的胸无大志、艺无追求，不敢大胆地标新立异去创作角色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吗？

三、技巧有余，内心不足。

任何一代或一个演员的成长、发展与突破，都离不开时代和环境的熏陶、影响或制约。比较而言，山西戏曲演员如同我省的地域环境、文化环境、社会心态一样，较为保守封闭，信息传播缓慢，从总体上看，我省戏曲演员的综合艺术功力、文化修养、理解能力和美学层次与兄弟省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他（她）们塑造的舞台形象往往技巧大于人物，外形多于内心。技巧不是不重要，但只见技巧不见人物就成了舍本求末，变为炫耀。优秀的演员从来对艺术精益求精，探索不止。裴艳玲、白淑贤、朱世慧和首获“二度梅”的茅威涛、刘芸都是山西戏曲演员学习的榜样。

山西需要开放的艺术氛围，更需要活泼的学术空气。我的忧患意识，或许只是一叶障目，也许是杞人忧天，但还是一吐为快知无不言。我深信，“人贵有自知之明”、“知耻而后勇”。具有相当深厚艺术功力的山西戏曲演员一定会放下包袱、急起直追，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扩大视野，多方猎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扩、发展、创新，创作出足以使山西和中国戏曲画廊灿灿生辉的艺术形象来，将三晋戏曲艺术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作者：王颂，国家一级编剧，原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大同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