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摩现代晋剧《红兜肚》有感

初次观摩由吕梁市青年晋剧院创作排演的现代晋剧《红兜肚》，还是在12年前的2006年10月份。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梁桂星就是凭着在这部剧中扮演母亲的杰出表演，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该剧编剧是靳佩荣，导演最初是马兆录和杨爱莲，这次参加“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是经过我省著名导演文井同志复排后的演出。据该院院长王承评说，《红兜肚》从首演到现在已经演出超过300多场。一部表现现实生活的晋剧现代戏，能够走过十多年的时光，演出数百场，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虽说该剧经过多次的修改，但是基本故事框架是不变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一位善良的母亲在百年不遇的洪水中救起了一个男婴，却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二十多年后，男孩要成家了，娶回了起初母亲并不喜欢的媳妇，却正好是失散多年的女儿。戏剧故事“悲欢离合”，情节结构“起承转合”，观众看戏不就是要看这样的戏吗？我们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哪一部不都是这样处理情节、吸引观众的？广大戏曲观众，特别是一些戏迷朋友，经常抱怨演出的现代戏不能象传统剧目那样吸引观众，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传统艺术中“戏”的成分。“无巧不成书”、“无奇不成戏”，戏剧就是由高于生活的故事情节构成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看不到《红兜肚》中失去的女儿竟然成了未来的媳妇的稀奇事情，可是在戏剧中就可以有，如果不是这样处理，反倒索然无味。传统戏《程婴救孤》中，屠岸贾本来是要把自己仇人的婴儿杀了，以便“斩草除根”，谁知道他抚养的程婴的儿子恰恰是仇人的儿子。多少年之后，这个婴儿长大成人，为父报仇，他自己反倒死在了亲手抚养的孩子手下。生活中这样的巧事几乎不可能发生，戏剧艺术中这样的事情却很可能发生，这就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区别。观众进剧场希望看到的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照搬。《红兜肚》中，母亲不喜欢的儿媳其实恰好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儿媳妇身上的优点也罢、缺点也罢，都是在自己骨肉身上出现的，你说这事情巧不巧？这也就是现代戏《红兜肚》带给我们的艺术魅力。

剧中梁桂星扮演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形象的再现，作者并没有把她塑造成一位深明大义、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大写的人”，她只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正道得来的钱不能要，危害煤矿安全的事情不能做，为什么？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女儿的父亲就是死在了忽视安全生产的矿难里，这样的惨剧不能再发生，所以危害煤矿安全的事情千万不能做。浅显的道理，朴素的思想，是这位农村妇女所能想到的，也是每个普通观众所能理解到的。这里还需要表现有党的领导、安全生产教育、反对不正之风的“大道理”展现吗？完全没有必要。其实这些所谓“正能量”的思想都在剧中体现了，只是用的是艺术手法，而不是图解政策的说教。

我们的传统剧目也同样是用一些凡人小事来体现社会的所谓“正能量”的。即使是表现当时的“道德模范人物”、封建统治者希望百姓学习的人物，也是用很普通的生活琐事来体现的。《鞭打芦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传统剧目，剧中闵损“宁叫母在一子寒，不要母去三子单”的道理脍炙人口，千古流传。闵损是何许人？闵损是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的闵子骞，是封建统治阶级封其为“孝悌”的楷模，“孝”指的是孝敬父母长辈，“悌”指的是维护兄弟姐妹之间的友情，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全国的“道德模范”之一。这样的人物当然值得当时的统治阶级歌颂和宣传。用什么办法宣传？就用了一个“鞭打芦花”的故事，其真实性实际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千百年来大家就信了，还被总结到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你说奇怪不奇怪？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虚构的故事，封建道德里的“孝悌”思想能普及到普通百姓心中吗？恐怕不容易。同时，把闵子骞以孔子优秀弟子的形象正面出现，会让普通百姓对自己身边的事情产生联想吗？恐怕也不可能。所以，《红兜肚》把母亲做为普通人的面貌出现，是和《鞭打芦花》中闵损的形象出现有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的。

在我们目前的戏曲创作中，特别是现实生活的现代戏演出中，之所以保留剧目不多，比不上传统剧目的流传广泛，没有传统剧目传播的生命力强，其中的原因除了艺术家的突出表演外，故事的艺术感染力不强，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一下，要从优秀的传统剧目中汲取营养，为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服务，特别是为戏曲现代戏服务。

当然，不是说现在演出的《红兜肚》已经非常完美了，不需要再进行锤炼、提高了，优秀的传统剧目也是在无数艺人们的修改、提高之下才取得千古不朽的成就的。《红兜肚》已经为我们的戏曲现代戏打好了不断修改提高的基础，希望吕梁晋剧院的编创人员在征求各方面专家、观众意见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打造出我省现实题材戏曲剧目的优秀作品，为晋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