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剧史学家、作家墨遗萍，于1909年古历正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南原村一个农冶(打铁)传家的家庭。原名李毓泉，曾用歌黎名或云外天作过笔名。是山西一位颇有成就的戏曲作家，河东蒲剧史家。1982年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于古都西安，享年73岁。 

一、墨遗萍其人革命传略 

墨遗萍在家排行老五，年龄最小，从小喜读《墨子》，特别崇拜“利天下而为之”的思想，这便是他以“墨”姓起笔名的缘由。 

墨遗萍9岁上学，1923年进入河津第一高小十八班学习。在学校里，他不时读到同学邓国栋(河津人，中共地下党员)由太原邮来的革命刊物《向导》，使他的思想由“利天下而为之”飞跃到马列主义的科学领域中，萌生出要干、要革命的冲动和决心。他于1926年秋高小毕业后便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去，先当兵后养蜂。1929年后，他发誓以“新我向旧我宣战”，创办了“新我学术社”，追求马列主义，不久与中共河东(运城)地下党负责人阎子祥同志发生了联系。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1年“九·一八”后，他曾鼓动民众，推翻国民党河津县党部，成立“抗日救国会”，并办起“露天学校”，积极向民众宣传抗日。是年冬，在姚晋太的介绍下，墨遗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秋，阎锡山大规模地搜捕、屠杀革命人民，稷山、河津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回避阎锡山反动当局的通缉，墨遗萍逃到陕西宜川，在宜川以画画和出卖笔、墨、纸张谋生。后因结识了宜川县教育局长张伯玉(系墨父的学生)，便被聘为宜川第一高小语文教员兼美术老师，与宜川的地下党员樊巨昌、邓敬亭、刘葆章发生了横向关系，做了许多救亡工作。《革命同志同盟手册》就是当时由墨遗萍亲笔抄写了8份，人手一本。1934年底，墨遗萍因父丧回河津遭到缉捕。后来在刘葆章等同志的掩护下，他终于潜到延安甘泉一带。1935年春当兵，他不幸又被怀疑受审而开革。期间他就地以卖卤肉糊口，并给延安地下党男子玉等同志做了许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及至10月19日，红军长征北上到吴起镇之后，他在“直罗战役”的庆捷声中来到陕北苏区洛川的王家坪，作了省委的文书，第二次入党。 

1937年初，墨遗萍幸运地走进延安桥沟中央党校，成了第一期党校学习的学生。同年冬，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任秘书科长。不久，他帮助艾思奇筹办区文协。1938年初，墨遗萍任边区战地服务团第二队指导员，仲夏时任地区文协(文联)总支书记。同年秋，他与柯仲平、马健翎创办地区民众剧团，任党支书兼教育科长。 

1939年春，墨遗萍被调到怀庆专署当秘书，兼任二科长，负责文教工作，并创办起“小朋友函谈社”，由他主编《函友》周刊。墨遗萍不止一次向人们述说过《函友》的情景，它是抗战时期在延安带有自发性质的一种报纸，用寄信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在敌占区曾发挥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谢觉哉、周扬等有名望的革命要人，都给《函友》报写过不少文章，毛主席给《函友》报题过词。那时，墨遗萍既任主编，又经常白天上前线各部队里去采访，晚上撰写文章带印刷，通宵达旦，但他从不喊苦叫累。每期报纸刊出，他都要设法托人转呈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延安电台还向全世界介绍了《函友》报。 

在谈到《函友》报时，墨遗萍说在延安不像后来见毛主席那么难。有一次，他刚给各机关单位送报纸回来，路过山坡时，迎面走下几个人来，前面是个大高个，一头长发在轻风中拂动，他一眼就认出这是毛主席，赶忙上前敬了个礼，恭恭敬敬地递过去他们刚印出来的《函友》报。毛主席满面笑容地接过报纸说:“函友报好啊!我很爱看这类小报。生动、泼辣。你们辛苦了!回去请代我向办报的其他同志问好啊!”那时起，墨遗萍就一直珍藏着《函友》报，无论是战争年月行军打仗，还是解放后频繁的工作调动，他都把这份报珍藏在自己身边。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份经历不凡的报纸却在“文革”中被焚毁了。 

1941年，墨遗萍荣任陇东粮食调剂处处长，次年，被调到陇东博义大药房任经理。秋冬季时，他参加了陇东整风，在受到逼供信的打击和迫害后，调赴延安离职受审。1943年在听候甄别期间，他参加到校内业余剧团，既当演员，又任编导，名噪一时的《河神娶妻》、《正气图》、《洪承畴丑史》等剧目，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写成并演出的。 

1944年，毛主席指示，要对在整风运动中搞错和搞过头的同志行礼脱帽、摘掉“帽子”，墨遗萍得到甄别平反，并于此年秋冬，正式到延安南区合作社蒲剧团任教师与编导。从此，他的工作重点便倾斜到党的文艺工作上，从事戏剧专业。 

解放战争开始后，墨遗萍奉命调回山西太岳区，任剧协主任兼《太岳文化》编辑与《新天地》主编。1949年，他赴北京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2月参加了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留在太原担任了省剧协副主席，且创办了山西省蒲剧学社，任社长。次年任山西省文教厅创作组组长，兼省文艺丛书社主任，同时筹办省蒲剧学社直属剧团，实为省蒲剧实验剧团，即后来的省大众蒲剧团。“三反”运动中，他到山西大学当了副教授。1956年，他得到民间文学泰斗赵树理的举荐帮扶，被调到北京任《剧本》月刊编辑。1958年初，他又返回山西，任晋南蒲剧院副院长。1979年，在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关照下，墨遗萍调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顾问。 

二、戏曲创作躬耕不辍 

“一江春水向东流，大雨催来浪奔流，怒涛狂卷江心处，余波未已船到头。”这是墨遗萍上世纪50年代在省艺干校编导班为学员讲编剧常识课时的开幕语。他仅仅用了四句七言诗就把编剧理论知识，写开头、写发展、写高潮、写结局，亦即“起”“承”“转”“合”，说得清清楚楚，成为从事创作人员所遵循的信条。 

墨老的这一编剧理念，是他苦心孤诣伏案耕耘、业精戏曲创作经验的结晶。从1937年起，墨遗萍就先后在战火疆场上边战斗边写作，创作出数以百计的革命活报剧、表演唱，逐步向大部头剧本创作方面涉猎。他既编写出《国破家亡》、《岢岚县》、《飞虎岭》等抗日战争题材的故事剧，也创作出揭露卖国求荣的历史剧《洪承畴》和连五本的《清史轶闻》，同时他以饱满的政治激情，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观点创作和改编出《河神娶妻》、《正气图》、《乞丐图》、《弦高犒秦》、《灰阑记》、《龙门记》、《润笔宴》等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古典剧，其中，《河神娶妻》、《正气图》、《是谁之罪》，分别由太岳、山西、上海等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 

墨老的戏曲作品，多数是在下属戏曲团体编导试排的，以便于倾听和接受来自群众的意见，避免在创作上闭门造车。他改编的《牧羊圈》、新作《白袍将》和现代戏《石人泪》，就是在原晋南专区稷山县蒲剧团进行排演的。 

让人迄今为止难以忘怀的，是有两起编剧轶事: 

一是1963年冬天，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而河津剧团上演的剧目极度短缺，剧团又缺少编剧人员。当时墨遗萍由临汾蒲剧院来河津蹲点，一到河津就对县委宣传部和文教局坦率地说:“我是河津人，理应关心、支持家乡的剧团。而且咱们又是龙门剧团，我也早想写大禹凿龙门故事的戏，这回正好，咱们就来个龙门剧团龙门人，编写大禹开凿龙门的戏吧。”县委一听非常赞同，安排好住处后，墨老就连夜动笔疾书。 

墨老是位编写戏曲的大手笔，他立意之清晰，构思之快速，是一般剧作者所难能比及的。他有精通史略、文笔犀利、语言功底过硬的超人才干。特别是那种吃大苦、耐大劳的延安精神和作风使人折服敬佩。仅仅一个通宵，他就把一部大型历史剧《龙门记》的开篇话和剧目提要、主要人物简介等写了出来。他出手极快，大体是一天一夜一场戏，只13天就把一部4万余字、八场戏的《龙门记》写成了，极力塑造了大禹在凿龙门时“三过其门而不入”、决心造福于人民的古代英雄形象。 

有人说，墨老在学术和创作上很有点“霸气”，孤傲自赏，自成一家，不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据了解，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某个剧本将要付梓出版时，因为与省委某些领导人持有不同意见而发生矛盾，他一气之下竟将剧本原稿拿走，从此给人们留下了“傲气凌人”的印象。但1963年在编写《龙门记》时他却很谦逊，能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许世杰、董波几个一般干部的建议下，他主动步行到龙门村，一连住了四五天，除沿山履水观赏了当年大禹凿龙门所残留的遗迹外，还收录了不少有关“禹凿龙门”的民间传闻趣话，如“禹王锁蛟”、“老妪梳头”、“晏公行船”等鲜为人知的轶事，经整理研究、编排加工，一并写入到剧本中去，大大丰富了剧本的立体感和观赏性，升华了主题。 

二是关于他在创作新编历史剧《润笔宴》时所下的傻工夫，求的活学问。1948年冬，他在临汾与一些蒲剧老名伶聊天，名生曹福海曾对他说:“咱们演的戏，不是奸臣害忠良的朝廷大事，就是相公招姑娘的家务小事，没有一出是咱们唱戏的演咱们唱戏的，难道咱们唱戏的就没有个出奇动人的事情可演吗?”墨老当即就说:“咋没有哇，洪升写的《长生殿》里面的梨园子弟，雷海青痛骂外寇安禄山而为国殉难，既有民族气节，又有爱国精神，把这一段故事编成蒲剧岂不是很好的题材。”当场在座的蒲剧伶人无一不拍手称好，要墨老赶快把它编出来。这就成了《润笔宴》剧本写作的缘起。至于如何动笔，如何构思，墨老早已胸有成竹。只是难有集中时间，直到1954年他在山西蒲剧学社工作时，才开始动笔。光编造故事，构搭框架，安排人物，编织情节，组合剧词，就整整花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他还将自己的设想首先讲给蒲剧学社的部分人员，让大家提出修改意见，经反复修改之后，方铸成四折十三场的大型《润笔宴》。 

墨老不愧是编剧的大家里手。为了蒲剧表演与艺术有机结合，让蒲剧演员甩帽翅的特技功有充分展示的机会，他把剧中赵星瞻整天想官的垂涎三尺的丑态，放在剧中第十场“说亲”的特定情境中，让赵星瞻上场就面对挂在墙上那顶突出的乌纱帽而发呆发痴。 

类似这样鲜明生动的喜剧手法、编剧高招，在墨老毕生所编的戏曲如《河神娶妻》、《鹦鹉石》、《正气图》、《是谁之罪》、《晏子治河》、《洪承畴丑史》、《悄悄事》等20多部剧目中，举不胜举。尊其为蒲剧大家，是当之无愧的。 

三、殚精致力于蒲剧史魂的考究 

1963年，晋南地委宣传部下达了大力抢救戏剧遗产、搜集记录资料的指示后，一个普查、搜集记录、整理研究蒲剧梆子的史料工作在戏曲团体内迅速铺开。作为晋南蒲剧院副院长的墨老，更注意走在前边。 

墨老一贯热衷于蒲剧的考究和探讨，极善于深入农村基层去寻觅蒲州梆子的来龙去脉，探索蒲州梆子的渊源迹象。他经常告诫我们，要在学问的研究上下傻工夫、真功夫。河津是墨老的故乡，又是蒲州梆子萌发的摇篮，该县的戏剧爱好者、老前辈韩晋贤先生，早在解放前就积累了两大本《戏文志》，姚文蔚先生也曾编写出百首戏诗和戏对，还有东孝原村的郝贵海、小停村的薛益斋、辛庄村的郭荣斋、刘村的张和州等蒲剧热心人，都保存有许多宝贵的蒲剧资料。墨老对此显然是知道的，他深入河津城乡，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普查，收集来可观的资料，这就给他后来写作《蒲剧史魂》奠定了基础。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他老人家带我们到农村调查了解时，不坐车、不骑自行车，他说骑上车子容易走马观花，他要亲自看农村戏台和戏台碑碣，只要闻知有舞台和戏文石刻，哪怕是翻沟过岭，都要亲自到场。为了认清石刻上的文字，墨老总要用清水洗涮干净，毫不马虎。河津樊家庄《重修乐楼记》在古庙里土墙上嵌置了半个多世纪，字迹全让陈土泥浆糊实了，墨老带领我们硬是用水冲刷，用刀锥抠刻，用手指头和指甲一划一划将文字抠出来的。古垛村后土庙元代戏台，为了查清舞台建起的准确时代，只有通过圣母正殿的梁脊板上的老文可以佐证。可惜正殿内光线太暗，离地面约五米以上，加之年代久远，志文上的字也黑糊不清。这时墨老出点子，借室外阳光用水银镜折射法来反射。此法很是灵验，最后阳光终于聚射到梁脊板上。“元延五年创建并有明代重修”的字样便隐约可辨。 

在考查蒲剧剧目和名伶在河津的发展情况时，墨老曾经带我们走遍河津城关、龙门村、樊村镇、西王村、上市、西张、小停、刘村、湖潮、吴村、小梁、连伯、清涧等大小30多个村庄，召开了上百次爱戏、知戏、善说戏的老者采访座谈会，特别是对爱闹“家戏”(社戏)的骨干和村庄，则是调查走访得滴水不漏，凡到了这些村子，几乎是有剧目必究，有名伶必录，有剧本必抄，有戏俗、戏闻必收，有舞台题壁、提笔，连拍照带抄写。调查中凡在河津成立过的戏班都一一询问登记。前后历时70余天，深入12个公社，42个村庄，抄录剧目844个，其中眉户剧目85个，说唱节目3个，河津小曲子37个(包括木偶、皮影戏在内)。河津籍的名伶艺人，如明末时的魏敦子，被誉为“七个举人八个监、打(官司)不过魏敦子一条旦”，以及其后如李正印、米彦子、卫克昌(艺名“乔薛红”)、任晋子、胡三贵、张林森、杨明亮(玻璃翠)等50余人，都是此次调查出来的解放前后从事蒲剧活动的主要名伶。我们均为他们写出了简要传略(见《戏剧文物资料集》)。 

考查搜集到的剧目，有些已失传了多年，这次又重新露面了，为后来的戏曲推陈出新，起了重大的填空补白作用。更为可贵的是这次戏剧资料的调查，为墨老在1963年进行《蒲剧探源》的编写，1978年《蒲剧史骸》的探索，以至1980年《蒲剧史魂》的专论，提供和积累了翔实而生动、可贵而难得的资料。 

应该说墨老的《蒲剧史魂》为我们所有地方戏曲的研究以及对剧史的编撰开了先河。在山西戏剧界，凡熟悉了解墨遗萍的人，都知道他从事戏剧工作半个世纪以来，在全心全意、呕心沥血地探索研究蒲剧艺术，他不仅为蒲剧艺术研究写出了如上所述的几个学术专著，而且还写了《论几个古代乡村戏台》、《漫话古平水》、《弯弯腔史话》、《蒲剧音韵》、《徽剧入晋初探》等多篇戏曲论文。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编写《梨园古都》。墨老为蒲剧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是位治学严谨的蒲剧史研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