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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剧“戏改”的成就与反思

2022-11-17 发表|来源:山西戏剧网|作者:王星荣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的戏曲改革,公允地评说蒲剧“三改”:“改制”保持了蒲剧与时代变革同步,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改人”改变了艺人原先低贱的身份与低下的地位,有利于提高演职人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积极性; “改戏”尽量消除了传统戏中存在的封建、迷信内容和不良、有害表演,净化舞台以紧随时代进步。“戏改”的结果,新编历史故事戏有所增加,现代戏编创有新的突破,总体上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社会,一般家庭哪怕是极其贫寒家庭的孩子,喜欢戏曲或业余粉墨登场还能认可,但坚决反对子弟正式加入科班或戏班学艺, 倘若不听劝阻执意入科或入班,多数家族就会与之脱离关系,致使艺人年迈脱离舞台后无家可归,死亡之后不能入祖坟而成孤魂野鬼。新中国成立后,平民百姓逐渐对演员这一职业的看法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终至实现了平等社会身份的认同,无论谁家子弟加入剧团学艺,家人一般不会固执地加以阻挠,他人也不再妄加非议,至今没有听到过有人对“戏改”中的“改人”有负面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旧的蒲剧戏班一律消亡,新的蒲剧演出团体纷纷组建, 尽管所有剧团都姓“公”,有可能因运行机制不顺、人员流动不畅和内部管理不善等原因而活力不够,但在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的社会大背景下,于戏曲领域独留私有制戏班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前后,绝大多数蒲剧团已改建、组建完成,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各个蒲剧团常年四处巡演,下农村、进工厂、入军营,晋南之外足迹遍及豫西、陕北等地,配合各项中心工作,服务工农兵群众,成为蒲剧演职人员的自觉行动。在演出习俗方面,摒弃了原来的祀神戏、还愿戏、堂会戏等众多名目,保留了民间戏班由专人“跑台口” “写戏”的习俗,一般巡演外还将过去戏班赶庙会习俗,演变为赶各地定期举办的物资交流会,在活跃经济的同时,伴有“大戏”娱乐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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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晋南蒲剧院的建立是蒲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将分散的编、导、演、音、美各方面顶级人才齐聚一堂,有利于形成艺术创作、研究的合力,他们与蒲剧演员、演奏员一起,整理、改编、演出了一批传统剧目及传统折子戏,创作出为数不少的蒲剧新编历史故事戏与现代戏,使蒲剧舞台面貌焕然一新,“改制”成果有目共睹。

戏曲改革的“三改“中最值得议论的是“改戏”。蒲剧是山陕梆子的直接传承者,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艺术积淀,数百年来历经改朝换代的社会巨变和外敌入侵的腥风血雨,几次至戏班不存、艺人星散、外流的风雨飘摇境地,都顽强地生存下来,在自然状态下缓慢地恢复、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剧种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由于传统剧目多为身处社会下层的民间文人与社会底层的艺人为之,观赏者的主体又主要是全社会平民百姓,故一些剧目能够从平民的视角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平民的认知反映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因而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但这些剧目同时自然会受到创作者本身的局限,也不可能不受到占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封建正统观念的侵蚀和渗透,不可能不受到民间不健康情趣的影响和左右,往往与那个时代的观念、伦理、生活、习俗相适应,使得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观众于观赏过程中有时实在不易分辨其中的是与非、对与错,这是历史造成的,一般而言,戏曲作品只可能反映时代而不大可能超越时代。

“改戏”的初衷应该是好的,以蒲剧为例,传统剧目中有些过分宣扬忠孝节义,有些全剧充斥鬼怪恐怖,有些不时夹杂淫秽色情,有些表演格调低下恶俗,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出剧目,《杀子报》《大香山》《活捉三郎》等同样在蒲剧中存在,如此之类的戏不加以彻底的整理改编,的确不宜在戏台上长期传演下去,所以“戏改”不能说是违背时代潮流的举动。蒲剧“戏改” 首先挑选了一些基础较好、观众熟知、表演有特点的剧目进行,尽力保存其人民性、民主性之精华,剔除其封建、迷信、色情、恐怖之糟粕,代之以与新的社会形态、新的蒲剧观众相宜的内容,保留、创新、发展剧种的表演艺术。几经努力,整理改编出了《薛刚反朝》(《薛刚反唐》,见图)、《三家店》、《窦娥冤》、《意中缘》、《赠绑袍》、《燕燕》、《冯彦上山》等大戏,《出棠邑》《杀狗》等短剧,以及《挂画》《卖水》《少华山》《朝房》等折子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薛刚反朝》较好地处理了戏中的忠奸斗争,以施行清明政治和有利于普通民众为正义一方,不顾民众死活只保全家族权势为非正义一方,揭露了权贵纵子行凶、残害无辜的暴行,肯定了徐策、薛刚等人忍辱负重、兴兵除奸的壮举,对以薛猛为代表的愚忠思想及行为做了批判性描写与表现。整改者、导演魏影与阎逢春等演员、演奏员一起,创新性地发展了《跑城》表演, 充满感情色彩与动作感的唱词、念白,繁难多变的身段、台步,再加上灵活自如的帽翅技巧,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剧种特色。同样是表现窦娥故事的移植昆山腔剧目《金锁记》,与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原作大不相同,蒲剧自 己的《六月雪》也有很大不同,行乐贤执笔改编的《窦娥冤》忠实于关汉卿原著,尤其是《探监》《刑场》《誓愿》等重点场次,尽量保存原作精华,反映了元代社会官吏昏曠、不法横行的现实与下层民众生活艰难、屡遭奇冤的不幸,表现了窦娥强烈的反抗精神,非常适合蒲剧声腔演唱与蒲剧舞台表演。张峰等人整理改编的《三家店》,表现了瓦岗英雄同心协力、好汉秦琼英勇无畏,终于战败杨林取得聚众反隋的阶段性胜利,其中重点场次《观阵》为张庆奎的身段、髯口、马鞭等表演留下了充足的发挥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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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反唐》剧照(图片来源:临汾蒲剧院提供)

《挂画》原本《梵王宫》中一折没有什么情节的过场戏,老艺人王存才将其丰富为一场以做功表演取胜的重头戏,梳妆后飞身腾空越桌空中转体落座于椅上,踩跷挂画时在条凳上行走如履平地,将人物心理活动外化为一连串精彩夺目的表演。新中国成立后跷功被取缔,好戏失之可惜,导演、演员便想方设法将条凳换成圈椅,让含嫣登上圈椅扶手挂画,围绕圈椅创造了许多相应的身段表演,很好地实现了推陈出新。《少华山》是一个含《烤火X下山》 两场的折子戏,尹碧莲逃婚县官臧昂的强娶,却被山大王袁龙误认为臧昂家眷掳上山寨,强迫与其结义兄弟倪俊入了洞房。冬夜奇冷,陷于无助境地的尹碧莲通过“烤火”,对倪俊的儒雅风度和知礼行为顿生好感,遂产生爱慕之情。次日,二人一同下山,倪俊急于赶考,妥善地安排了尹碧莲的落脚之地欲告别离去,尹碧莲还是深情依依,难舍难离。剧情表现了古代青年男女在不常见情况下偶遇并产生感情,表演富于人性趣味而无不健康情调,可谓传统戏整改的典范之作。《朝房》是《八义图》中一场典型的忠奸争斗戏(见图),屠岸贾怂恿晋侯兴建桃园以骄奢淫逸,赵盾心系民生强烈反对,二人于班房相遇,屠岸贾奸诈语含挑衅,赵盾忠直凛然痛斥,戏剧冲突激烈,人物性格鲜明, 阎逢春、杨虎山二人演对手戏,各展所长,异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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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义图•朝房》阎逢春饰赵盾, 杨虎山饰屠岸贾(图片来源:临汾蒲剧院提供)

这些经过认真整改并反复锤炼的戏码,代表了传统 戏整理改编所取得的成就, 成为经典的蒲剧代表性剧目, 还有一些只经初步整理未能严谨改编的戏,问题与危害也已大为减少。蒲剧表演的技艺性很强,有的剧目技以戏存,剧本未经整理改编无法演出,表演技艺也就再难看到,《观兵书》戏中的“耍蛤蟆”、《五雷碗》戏中的“甩鞭” “砸碗”、《五雷阵》戏中的“甩幡”等特技就是如此。这些事例说明,整理改编虽然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传统艺术有所损害,却也不能由此否认它是符合社会转型时期对旧的艺术形式必须加以改造的必要举措。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对戏曲改革的总体要求,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很难,要实现“推陈出新”更不易,具体施行过程针对的是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故事戏(时称“新观点历史剧”)和创作现代戏三个方面,整改传统戏(包括新编历史故事戏)与编创现代戏并列被称为“两条腿走路”, 三个方面并提被称为“三并举方针”。

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 蒲剧新编历史故事戏以墨遗萍作品为代表,他先后创作出16个剧目,包括源自神话传说的《乞巧图》《龙门记》,见于文献记载的《河神娶妇》,改编自北曲杂剧的《灰阑记》,来自民间演义的《白袍将》,描写反奸除坏的《五色棒》, 赞美爱国义举的《弦高犒秦》,倡议非攻止战的《云梯图》,揭示文人艺人遭 际的《润笔宴》,尤其是写明清易代时民族矛盾的“清史轶闻系列”之《忠烈坟》《斩妖剑》《文字狱》《游江南》《贪赃案》,既有谴责清朝入主中原后残暴镇压汉民的《青田县》,也有讴歌汉人起义驱赶元朝统治者的《正气图》。在反映民族斗争时,墨遗萍着重描写的是普通民众的苦难遭遇和抗敌斗争,剧作蔑视统治者,鞭挞求荣者,揭露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关注普通民众,颂扬反抗英雄,笔力遒劲倾注满腔激情,显示了剧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与民族主义倾向。这些作品表现手法娴熟,场面宏阔大气,唱念结合得当,人物个性分明,细节描写生动,多数被搬上舞台演出过。60年代初,赵乙、韩刚、杜波创作的《白沟河》、秦学敏创作的《港口驿》,曾受到北京戏曲专家、历史学家与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

“三并举”尤其重视现代戏的编创。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数蒲剧团都开始演出现代戏,还成立了专演现代戏的“五一“ “曙光“ “旭光“三个剧团, 先后移植演出了《血泪仇》《赤叶河》《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巧儿》《梁秋燕》等兄弟剧种成功剧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蒲剧自己创作的现代戏陆续问世,先是小戏《抢耕》《丰收的季节》《追驴》《游乡》等, 继而是墨遗萍《是谁之罪》、杜波《中条山的春天》、韩树荆《老虎嘴》、韩刚和王世荣《涧水东流》、杜中权《双生女儿》、赵乙和韩刚《结亲记》(见图)、李亭玺和尹开章《在红旗面前》、行乐贤《向阳春》、张峰《风雪儿女》、杜波《花开满山红》、墨遗萍《悄悄事》《石人泪》等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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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迎春《结亲记》饰小算盘 (图片来源:临汾蒲剧院提供)

剧作大多取材于晋南的现实生活,有的人物在生活中还有原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予以表现,保持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剧作家满怀激情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条件等物质方面的变化,以及思想、观念等精神方面的显著改变。受社会思潮影响,剧情每逢正确与错误发生矛盾冲突时,或隐或显总有不同阶级意识、观念、斗争贯穿其中,导致作品没能做到对生活的深度开掘,人物形象亦因缺少个性化色彩而不够鲜明。因现代戏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源自生活的程式化动作尚未提炼、升华,写实的剧情内容与写意的戏曲表演一时还难以达到水乳交融,倒是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小喜剧,如《丰收的季节》中演员创造的虚拟骑车技巧对生活动作的变形,《追驴》中演员的载歌载舞妙趣横生,《游乡》继承传统戏 “担担子”技巧加以变化创新,留给观众的印象更为长久一些。

“两条腿走路”与“三并举”方针,实际昭示了戏曲在新的社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蒲剧以剧目建设为起点,整理改编的传统戏以不同于往日的面貌出现于戏台,新创作的历史故事戏以新的历史观反映历史生活,现代戏表现人们亲身经历的社会变化和身处于其间的现实生活,给予观众全新的享受,带动了舞台艺术的革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娱乐,保持了在起伏中的前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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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剧艺术》与《戏剧艺术》创刊号

戏曲改革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它的实施成功和目标实现,依赖于安定的社会环境、成熟的戏剧观念、明确的预期目标、可行的实施方案、内行的可靠力量,这几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

(图文节选自《蒲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因篇幅有限原文部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