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蒲州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地理区位，它所包含的行政区划不断变化，但基本上以今天的山西省永济市为政治中心，向东、向北辐射。在文化概念上，古蒲州也不完全与行政区划吻合，但提到古蒲州，学界普遍认为这片黄河以东、中条山以北的古老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这个意义上，尧旧都、舜都、关公故里等，皆可说是古蒲州。

被誉为“梆子戏鼻祖”的蒲州梆子，因兴于古蒲州而得名，也称蒲剧。蒲剧约成熟于明末清初，其唱腔慷慨激昂、粗犷豪放，又不失委婉抒情，对多种戏曲的形成、发展与成熟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俗话说，以歌舞演故事，即为戏曲。古蒲州是虞氏部落生活的主要地区，他们除了长于农业，还精通音乐。舜的祖先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舜的父亲瞽叟精于乐律，会制乐器；舜和音乐的故事则更多。孟子说，舜的弟弟象想陷害舜，进屋一看，却发现舜坐在床上鼓琴，弦歌不断。舜称帝以后，曾用五弦琴弹奏乐曲《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舜用《九韶》《六英》《六列》祭祀黄帝、颛顼和尧等先王之灵，传承先王之乐。《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林黛玉说：“当日舜乐一奏，百兽率舞”，此言不虚。定都于古蒲州的舜帝，确实能用和谐的音乐让凤凰从远处飞来，让野兽相率起舞，让世代清平安宁。

“优孟衣冠”常被视作中华戏曲的雏形，讲的是春秋时，楚国一个叫优孟的王宫艺人，乔装成孙叔敖感化楚王，帮助孙叔敖的儿子获得重封。发生于古蒲州的“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亦含有这样的戏曲元素。公元前453年，赵、韩、魏联手攻打智氏，智伯兵败身亡。家臣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甚至用漆涂遍全身，使自己面目全非；吞炭使声音改变，暗伏于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被捕。临死时，他求得赵襄子的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豫让的故事像戏曲一样，具有“模仿”的功能和“载道”的意义。

在唐代，古蒲州有法曲和道情两种“类戏曲”样式。二者皆为词、乐、舞、演相结合的表演形式，堪称“有主题、有人物、有情节的艺术作品”。法曲偏雅，多为官方演奏，舞乐为主；道情偏俗，多是民间布道，说唱为主。法曲的流行当归功于唐玄宗和杨玉环。作为古蒲州的女婿，唐玄宗以一个艺术家的品格，创作出了法曲的第一部罕世之作《霓裳羽衣曲》，贵妃杨玉环为其配舞，始称《霓裳羽衣舞》。而道情在古蒲州的传播更为久远，直到现在，它还活跃于河东地区。有学者论证，道情直接影响了蒲剧的产生。

宋代，普救寺（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住持在讲经时沿袭“俗讲”之风，以增强故事性和趣味性，用通俗的手段吸引听众。与此同时，董解元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将发生在普救寺院的悲剧故事改编为喜剧结局，将讲经文的“俗讲”发展为讲长篇故事的诸宫调，广为传唱。古蒲州的这粒戏曲因子，几乎可以代表宋金时代讲唱文学的最高水平。

元杂剧在话本、词曲、讲唱文学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完整和成熟。其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创作和表演皆具有“戏以载道”的艺术自觉。而出生于古蒲州的“曲圣”关汉卿，其剧作最能彰显这份成熟。他的剧作大致可分为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和历史剧，《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单刀会》等作品均脍炙人口，影响巨大。

《单刀会》全称为《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后人对关公精神的理解范式，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部剧作的塑造和阐发。在关汉卿笔下，关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忠信仁义、神勇无畏；临江而慨、俯仰古今。他坚定而又伤怀，睿智而又感慨，伟岸而又亲切。他是人们思想上的神，更是人们心底里的人。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写赵盼儿为帮助同伴宋引章，机智巧妙地与周舍做斗争，最终救友人于险恶。此故事在去年被改编为电视剧《梦华录》，人物身上独立的精神与互帮互助的友谊令观众深以为然。关汉卿原著中的赵盼儿更是明快爽朗、智勇双全，清醒而又不拘于事，重义而又不耽于情。在元代的社会环境下，关汉卿能创作出赵盼儿这样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魅力女性，其中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和智慧，更多的是剧作家的境界和情操，远见和卓识。

到了明代，酝酿多时的蒲剧终于登上历史舞台。嘉靖年间，一些被迫改变命运的犯官、文人流散在古蒲州，成为“乐户”，他们折而不屈，生生地在这方土地上弹唱出慷慨激昂的蒲腔、蒲韵。自此，蒲剧如蒲草一般，平凡而坚韧地生长起来；如蒲民一般，朴素呈现着戏曲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