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被曹禺、郭汉城、吴祖光等老一辈戏剧家称赞的戏曲艺术家，是一个地方剧种涅槃重生的火种的守护者，是一名被当地百姓喜爱的、常年在田间地头唱戏给大家听的优秀演员，是一群小演员簇拥的“校长妈妈”。本期“深入基层 扎根人民”，邀请戏曲艺术家景雪变讲述她与蒲剧的故事，讲述她与她身后的运城戏曲人的冷暖人生。

我从11岁开始学戏演戏。坐在马车上，听着“叮叮当当”的马铃声，望着深邃夜空中明亮的星星，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去唱戏，是从小就刻印在我记忆深处难以抹去的场景。那时的我，或许就已在期许这一场景能永远伴随着我。

如今，40多年过去，我和我们山西的蒲剧，果真也就在这乡间的路上，在从一个村镇赶到另一个村镇的路上，彼此伴随。

从农家小院到“我们的家”

“满山都是青年团的‘羊’”

2002年，42岁的我受命从运城市蒲剧团调到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担任副校长，同年10月，又受命组建运城市蒲剧青年实验团并兼任团长。由此开始，青年实验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事业初创，我们确立了自己的团训：“领导群众观看一个样，城市农村演出一个样，钱多钱少阵容一个样，观众多少质量一个样。”

团训有了，团址、排练场地、基础设施都没有。怎么办？

租运城西郊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农家小院做团址，拿小院、田间地头做练功场、排练场。按村里人的话说，就是“满山放的都是青年团的羊”。服装、道具、幕布这些设备怎么办？我从戏迷手中借了70万元，给团里基本配齐。

那时候，每天一睁眼，全团四五十口人要吃要喝，一穷二白的家底逼得我不得不“家有三件事，先紧急的来”——当时最迫切的工作就是排戏、演戏、找台口。戏剧人常说：“锣锣一响，黄金万两”。为了生存，再远的地方我们也去演，再紧的场次我们也去赶，舍不得丢掉一场演出。有时候，场次实在紧急，我就把全团人兵分三路，自己一路接着一路赶茬演。全体演员常常不卸妆赶“台口”，大师傅就把饭送到车上、送到台上。最紧急的时候，一人就是一个馍夹菜，在赶路的车上吃。

在临汾山区客城镇演出时，天气极冷。演员们冻得牙齿打颤，老百姓在台底下生起炉子烤火看戏。小演员赵斌演出间隙跑去烤火，军大衣烧着了一片他都没觉察。为了坚定大家的演出信心，只要没有我的剧目，我就穿着军大衣站在台下观看演出。我想，这或许对演员们是一种鼓舞，让他们心里暖和些。

为了生存，我们每年要演到春节前夕，大家回家过完了年三十、年初一，就开始接着下乡演出，一直到6月初麦收时才回家换夏季衣裳。就这样，第一年我们还上了部分借款，给大家发了一点工资和补助，就丁点儿不剩了；第二年，为了不让大家空手回家过年，我告诉大师傅就在我们租住的农家小院里自己炸麻花；第三年，大家除了领到麻花，还多了一箱水果；第四年我们又增加了米和油……

团址的解决，一直等到了建团7年后。那之前，我们一年换一个院子租住，租金越换越少，院子也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看不到希望，打起了退堂鼓；也有人受不了制度约束，离团而去。我常鼓励大家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金子。”终于，2009年，我们筹资建起了自己的家园，结束了多年辗转漂泊的生活。

你爱百姓，百姓爱你

《山村母亲》从山窝窝走向全国

蒲剧，是一个地方剧种，也因此具有了它的唯一性。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团担当着振兴一个剧种的职责。我常给大家说，“咱们不仅要有吃饭戏、看家戏，更要有唱响全国的品牌戏、精品戏。”

常年在农村的大地上摸爬滚打，青年团摸准了戏迷的脉，到不同的地方提供不同的戏码“菜单”，也从田间地头中获得排新戏的灵感与素材。建团第三年，我们在农家院开始编创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一位名叫尚红升的煎饼师傅对《山村母亲》情有独钟，百看不厌。这部戏演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边看戏边卖煎饼。《山村母亲》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现代戏，赴京演出前，尚红升和老伴连夜赶制了上百张煎饼送到车站慰问演员。如今，经剧团同意，尚红升师傅把自己的煎饼注册为“山村母亲”牌煎饼。据他说，煎饼的价格已经从5角钱卖到了1元钱，他靠卖煎饼建起了自家的新房。

戏剧文化成长的沃土在基层，戏剧艺术发展的未来也在基层。只有扎根基层、依靠基层、服务基层，才能创作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才能给基层文艺院团的改革发展开拓出一条长远之路。

2007年农历正月十六，我们团应邀在河津龙门广场演出《山村母亲》。傍晚，下起了雨夹雪。主办方建议改天再演，台下密密匝匝的观众喊了起来：“我们赶几十里路过来就是为了看《山村母亲》！下雨下雪不怕，就这么演！”此情此景感动了我们。演出开始，观众在台下淋着雪雨观看。戏到高潮处，雨夹雪变成鹅毛大雪，一张口雪花就飘进嘴里。台上电灯炸了几个，但演出丝毫未受影响。台上台下互动热烈，演员观众水乳交融，效果出奇的好。寒风暴雨是这样，酷暑烈日也是这样。2014年8月4日，运城地面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下乡演出仍未停歇。在盐湖区曲村这一站，舞台组张汉中和两个小演员因连续工作，中暑晕倒。在夏县鲁庄演出时，一位村民抱着母亲遗像看《山村母亲》。他说，他母亲生前一心想看《山村母亲》，可没等看上就去世了，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听说我们团到鲁庄演出，他便把母亲的遗像抱在怀里，含泪观看。

2014年2月，我们到闻喜县革命老区下丁村演出。打前站的演员打回电话说：“路不好走，这台戏就不要演了吧。”我在电话里对他说：“70年代，我跟随老师到三路里沟东、沟西村演出，马车上不了山路，剧团就把演出服装打成软包，分成小分队步行上山，为几户人家演出。山上没电，剧团点上气灯，群众打着马灯点着火把，赶几十里山路去看戏。下丁村的路再不好走，还能比当年更差吗？”演员二话没说，急忙安排车辆。

做团长，也做“校长妈妈”

河东土地育新苗

这是一个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戏剧艺术面临挑战的时代。在长期的舞台演出和教学实践中，我深切感受到，戏剧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一个地方剧种的兴旺发达，仅靠几名演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成批的戏剧新人源源不断地涌现，才能为一个剧团、一个地方、一个剧种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才资源。

如何培养成批的戏剧新人？我的经验是艺术教学要走教研与实验、创作与演出、课堂与舞台相结合的路子，要着力打好“阵地战”，即：培养一批，就要收获一批；收获一批，就要成就一批；成就一批，就要扎根一群，形成能够不断开辟蒲剧新局面的阵容。

在带领青年团艰苦创业的同时，作为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副校长，我在该校创办了“小梅花定向班”，严格招生、精心培养，以解决演员青黄不接的现实问题。2004年，第一批原计划招收25—30名学员，结果一下子招进90名。随后两年，定向班的学员增加到100多名，年龄最小的孩子只有9岁。

十多年来，在培养这些艺术新苗时，我和老师们都把学生当做自家孩子。慢慢地，车上、饭桌上、病床上、被窝里……随处都成了我给孩子们传艺的课堂。也可以说，我是“追着教”“撵着教”。孩子们高兴地叫我“校长妈妈”。孩子们的学习、练功要抓紧，安全问题同样要操心，学校专门配备了一名生活老师杨雪萍，白天帮着年龄幼小的孩子上灶打饭，夜晚跟着孩子们睡觉，就连孩子上厕所也要陪同，生怕他们不小心掉进学校的大茅坑里。

记得是2004年8月的一天，一位襄汾口音的中年男子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前来报名。男孩叫任帅，11岁；女孩叫任玲，才9岁。报完名，他们的父亲找到我说：“景校长，我爱人出了车祸，治病欠下了债，供不起孩子上学。两个娃娃喜欢艺术，都交给你，请你费心！”我问：“你们那边也有戏校，怎么到运城来？”孩子父亲说：“听人家说你心眼好，两个娃交给你，我放心！”一番话说得我心里发酸。这两个娃也确实争气、懂事。每次吃饭时，两个娃只打一份菜。哥哥总是看着妹妹先吃，妹妹吃饱了自己再把馒头泡到菜汤里胡吃几口。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对这两个孩子格外关照。后来，兄妹二人都摘得了小梅花奖，现在已成为团里的骨干演员。十多年来，我们的“小梅花班”已陆续培养出38朵“小梅花”。他们现在已经能够独立演出20多出折子戏和多部全本戏——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群众需要的蒲剧新生代力量正在崛起。

保持荣誉比获得荣誉更重要，无愧于荣誉比占有荣誉更有意义。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离不开人民。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根脉绵长、深厚博大，需要我们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