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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剧《山村母亲》的艺术价值

2015-10-13 发表|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李红梅

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2004年由山西省运城市青年蒲剧实验团首演,旋即被豫剧、陕北道情、上党梆子、眉户、曲剧及海南琼剧等多剧种移植搬演,特别是在中原大地,引发了观赏热潮。10年来,仅运城市青年蒲剧实验团演出场次就达1400场,10年间从未间断演出,创造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戏曲现代戏演出场次的最高纪录。如果算上豫剧等剧种的移植搬演,则《山村母亲》的演出场次更为壮观。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吸引了广大的普通观众特别是农村的普通观众?究竟是什么样的艺术含量征服了大江南北、文化习俗并不相同的观众?《山村母亲》整体的艺术魅力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试着做一宏观分析。

《山村母亲》的故事核心是这样的:母亲寡居山村,与唯一的儿子全宝相依为命。儿子大学毕业后,欲留在城里工作,找了一个名叫玉莲的对象。玉莲家境优渥,不仅帮助全宝在城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还提出在结婚时不要彩礼,而且自己也有父母赠予的大房子。年近30岁的全宝期盼着一无所有的自己能在这座城市中扎下根,也十分盼望着尽早成家圆了寡母心中的梦。但玉莲又提出,她家不愿意找父母双全的山里人,穷亲戚太多嫌麻烦——面对城市高房价的巨大压力,面对做一个“城里人”的几代梦想,面对母亲渴望儿子成家立业的期盼眼神,全宝便在母亲的催逼下,违心地告诉玉莲家人:自己就是从山村里挣扎出的一根“独苗苗”,符合你们家人的要求。结婚的当天,山村来的母亲只能在儿子结婚的大饭店外偷窥,并悄悄地祷告逝去的夫君的灵魂:咱儿子成家了,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了!孙子生下来了,保姆不好找,山村母亲又变成“保姆”来看孙子;孙子3岁了,要上幼儿园了,“保姆”还须辞退,这时,儿子歉疚多年的感情终于爆发,当众喊一声——妈!

这个故事依据的时代背景,还是几十年来我们时代形成的巨大的城乡剪刀之差。如果说30年前和20年前,山村的莘莘学子还能够靠好好学习找到一份城里的体面工作,那么,在近20年中,大中专毕业包分配制度的改革,就把这一条路也封死了。除了近年来泛指意义上的公务单位实行了逢进必考(在很多的地方也大打折扣)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山村母亲》戏剧故事发生的年代——大中专毕业生找工作基本靠“后门”,靠拼爹。而更关键的是,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山村学子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被进一步抬高,当然进入城市的门槛也被进一步拉高。千千万万出身贫寒的可造之才,因了教育的起点差异,不得不从事技术含量不高但劳动强度极大的打工行业。农村孩子,进入城里并立足,确实是越来越难。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山村母亲》所塑造的“母亲”和儿子全宝的身世悲哀,两个戏剧性的人物,代表着留守者坚韧的进城的辛酸,同时也各自成为了两个群体的形象代表,成为了中国戏剧画廊中特别是戏曲现代戏画廊中的“这一个”。

“山村母亲”是作者善意刻画的一个人物——“她”年轻守寡,背负着死去丈夫的临终嘱托: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人,一定要让他上学,成为城里人。母亲每天靠着割荆条、编箩筐攒钱,想象着靠自己辛苦让儿子在城里扎下根来。她为了儿子的幸福,默默地隐忍着一切。是的,她确实是在一种没有尊严的前提下享受着自己的幸福;是的,她的生活观念确实是被扭曲、被压抑的。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悲剧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观众——甚至作者也无法肯定是要歌颂她还是批判她——这部戏的真正深刻之处正在于这里——这一个母亲形象确实是卑微的、立体的、复杂的,然而又是刺痛人生的活生生的形象。这一个母亲的形象打破了惯常的“歌颂”模式——当然也不是批判——而是发生了一种无奈的叹息,而这,恰恰点中了我们时代的软肋。由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而造成的人生悲剧、家庭悲剧、婚姻悲剧,每天都在我们的眼前上演,我们有扶助的心理却没有扶助的力量。而缺少精神生活的终极关怀,又将这一幕幕的悲剧基因默默地传递给下一代。富二代、三代,穷二代、三代的悲苦人生不断地演绎出各种连任意编造都相形见绌的悲剧。在剧中,与母亲形象相对应的是儿子全宝——他懦弱无力,他没有骨气,他在城里立足未稳,所以他不能不依靠玉莲的家庭力量,玉莲不要彩礼,房子也由单位分下了,这大大减缓了全宝结婚的压力——实际上,依靠全宝自身的实力,要在城里结婚、买房子简直是痴心妄想,光是对婚时所需要的20万元彩礼钱,他以及他的寡母就拿不出来。你只要看看北京城里住“井”下的农民生活,你就会相信,全宝的形象不仅真实,而且并不是完全化地杜撰——城乡巨大的差别背后,城市大量的中产阶层背后,有千千万万农民的血汗和泪水在流淌。《山村母亲》一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对于母亲还是儿子全宝,编导们都无法演出他们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他们的隐忍到底是顽强还是脆弱?他们的爱究竟是健康还是扭曲?是的,无法言说——也许是整个时代农民阶层的悲喜剧。

从母亲背着柴禾、迎着朝阳上场,到母亲提着布袋、将钢镚儿和毛票钱交在儿子的手中,在一种艰辛、苦乐、悲酸的情境中,导演以极强的戏曲性氛围,塑造了“母亲”形象中的这一个。我们知道,太原市实验晋剧院总导演马肇录先生是《山村母亲》最初一版的导演,而正是这一版的《山村母亲》,目前仍在全国的舞台和网上流传,为各个剧种搬演。马肇录先生,将一种异常朴素的氛围营造了出来,创造了“考保姆”的经典戏曲性场面;马肇录先生,带来了母亲在儿子婚礼饭店外偷偷窥视的间离性效果;马肇录先生,将传统戏曲跪搓步的激情动作,用在了全宝认母这一场戏中,从而带来了全剧的高潮。又正是马肇录先生,在本剧的第六场中,将山村母亲内心刻画得如此深情和自然。可以这样说,由于马肇录先生近60年的戏曲学识与浸染,由于他对人物情境的切身感受与体验,使得山村母亲的形象,一直在一种朴实、朴素、内敛的表演风格中进行。马肇录先生强调,山村母亲这个形象,眼神中要透露出彻底的善良、慈爱的光芒,设计动作中要融入坚韧、浑厚的品格。她能够包容一切,但也确实无奈、无助,但终其一生,归根结底,她是慈爱、大度的化身,而不应该展示出哪怕是些许的好斗与仇视。马导演强调,母亲的表演绝不能张狂,跑上跑下的不稳重不属于山村母亲,高喊和尖叫不属于山村母亲,刻意地与人对抗和动作中的诸多自我表现更不属于山村母亲,体验而不是体现才是山村母亲表演的最高境界。她是内心坚强的,而不是外形厉害的,她是明澈的,而不是外形无礼的。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本身就应该对社会、对人类以及对人类的个体充满良善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