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运城市蒲剧团出品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枣儿谣》是在2015年初首演的，该剧是由高吉林编剧，席凯导演，后又有我省剧作家安兰的强力加盟，整个主创团队都是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该剧由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艺华、贾菊兰领衔主演，更是该剧的一大看点所在。

蒲剧《枣儿谣》讲述了“大清义民”吴伯宗在吴母的教导和临终嘱托下，在“枣儿谣”的影响下，历经十八年，辗转十七省，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最终寻找到与他失散多年的两位弟弟，同时也因积劳成疾而死去，这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真实存在的感人故事。这样的故事作为戏曲作品进行演绎，难就难在吴伯宗寻弟的过程是漫长而枯燥的，这种漫长和枯燥不可以一笔带过的讲述，更不能面面俱到的呈现，而且在这十八年、十七个省的时间跨度、区域转变中，全剧很可能没有一个可以作为一直贯穿的具有戏剧性的冲突与矛盾，而是片段性的、章节性的寻弟过程，只能是在展示寻弟的悬念上、寻弟的艰难上，和在寻弟过程中选择性的截取一些细节上多下功夫。因为寻弟过程在戏剧性叙事中会不可避免的受到限制，那么这些东西要想顺理成章的交代好，也很不容易。但从全剧的呈现来看，主创人员对这些难点都在尽力的克服了，吴伯宗决心寻弟的信念在剧中强调的极为坚定，整个吴伯宗寻弟的过程有总有细，用有限的舞台时空把这个故事完成的相当不错，深深地让人打动。

两位蒲剧表演艺术家的精彩表现也是该剧很大的亮点。王艺华对主人公吴伯宗的精彩演绎，尤其是对剧中吴伯宗感情世界准确的理解，把吴伯宗在得知两个弟弟丢失后之着急、寻弟过程中的艰辛、得知其弟消息后的急迫、闯进宁古塔时的奋不顾身、在药店与伯祧、伯乐三兄弟终于相遇的喜悦和释怀、回到家中在垂死之际面对家庭妻子的愧疚，这些人物的感情状态和心理活动都把握的恰到好处，表演的层次分明。吴伯宗在剧中的感情色彩大多都是十分悲急交加的，这样人物的感情世界极容易被表现得“撒狗血”，但该剧并没有，王艺华对吴伯宗的演绎内心充实、张弛有度，尤其是他的演唱，声、韵、情俱佳，以声音塑造人物，以唱念传递人物的内心情感，轻重缓急、阴明阳暗、抑扬顿挫，极力彰显了蒲剧艺术的独特风格。东汉时期的哲学家桓谭提过，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也。无真情，焉能动人。正是由于剧中吴伯宗的舞台演绎同该角色所应富有的感情色彩相恰恰地匹配，形神合一地把吴伯宗的舞台形象塑造“活”了，才使该剧的舞台呈现具有了如此感人的艺术震撼。枣香也是心理活动十分丰富的角色，愧疚、委屈、坚强、吃苦，是一位既贤惠又有担当的女性；而吴伯宗的妻子能够有这样的精神与担当，可想而知是离不开吴伯宗深厚孝悌情怀之影响的，从而也间接的塑造了吴伯宗的人物形象。贾菊兰以深邃的人物刻画、富有感染力的演唱与表演，把这位吴伯宗的夫人演的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敬佩。

“红枣枣、甜枣枣，甜甜的枣儿哄宝宝；宝儿吃了甜枣枣，香香甜甜睡觉觉。”其实自古以来，枣儿在很早就是作为一种极具中华礼俗文化的典型代表植物来存在了，在家庭伦理观念中，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意义。枣树的坚硬、枣子的赤红，当与社会思想联系起来，即发生出了浓郁的道德意味。《礼记·内则》中曾记载：“子事父母，妇事舅姑……，枣、栗、饴、蜜以甘之。”之意为用枣献给父母长辈，就是表示了子女对父母的孝心。枣的含义，包含甚多，忠义孝悌，家族兴旺，人丁平安等等。枣的精神的形成，是枣的植物特性与社会价值融合的结果，枣的精神不仅在规范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也对人的自觉社会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剧以枣儿谣为线，可以说将剧情思想和戏剧需要较好的结合了起来，枣儿谣既是主人公和枣香、二位兄弟们憧憬美好家庭生活与幸福的精神支柱，又是吴伯宗践行孝悌文化的真实写照，更是该剧主题价值的充分渲染。枣儿谣在剧情中不同的关键节点上，对情境气氛的烘托、对舞台感染力的升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枣儿谣的贯穿，就如同一股精气神，一首正气歌，响亮的洋溢在了舞台上空。

我已是多次观看该剧了，该剧自首演以来三年时间，主创人员不断打磨、追求卓越，以向高峰不断攀越的精神体现了蒲剧艺术工作者沉下心来搞创作、静下心来搞作品的艺术追求。文艺作品是很难十全十美的，如此，创作态度、创作追求也就决定着作品最终所呈现的品格、境界和价值。“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只有在创作时以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对待，方可将作品以高水平、高质量的呈现。三年间，该剧数次召开专家研讨会，且在演出舞台上摸爬滚打，运城、临汾、太原、北京，每到一地都以求宝寻经的态度认真倾听建议，认真提升修改，数易其稿、不辞繁琐。正是因为运城市有关部门志存高远，热忱追求，该剧才得已不断的完善，日趋的成熟。2016年，该剧被稷山县蒲剧团看中并移植演出，也获得了较好反响。这都是该剧团队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结果，而这种精神也是我省一些艺术院团中十分缺失，且极为宝贵和值得学习的艺术创作之道。

经2017年的再度修改，该剧寻弟过程更加曲折感人，更加牵动人心。与之前的呈现相比，该剧又在第三场专门着重描写了枣香携子主动外出寻弟，同时也增加体现了伯乐也在为寻找哥哥而奔波努力的戏份。除了关在宁古塔的伯祧外，一家人都在为团圆而奔波，使全剧的亲情凝聚力更强了。在枣香去河边洗衣裳的时候，儿子归来竟然巧合性的与正在寻兄的伯乐相遇，这种巧合让观众充满了伯乐能够和家人团聚的美好期盼，但无奈儿子归来并未曾见过叔叔伯乐，因此无法相认，让观众为之遗憾、为之一悲，观众可能会想要是枣香在会多好啊，要是枣香在兴许就能认出来了。但这种遗憾是合理的，也是充满戏剧性的，这种遗憾又再次衬托了寻弟的艰辛，同时也衬托了后来吴伯宗成功寻找到两位弟弟可想而知的喜悦。第四场，在吴伯宗寻弟已经历经了十五年的时候，吴伯宗面对寻弟十五年来的种种磨难、面对未来寻弟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伯宗也难免的产生了退缩的想法，此时舞台以三位兄弟隔时空对话的形式，既是三人彼此在自身处境中的感情表达，也是三位兄弟在彼此环境中期盼团圆、寻找兄弟所作努力的真实写照，同时更像是吴伯宗内心回忆、憧憬、想象、以及内心挣扎的思想发展，从而再次坚定了吴伯宗以“定要踏破铁鞋寻破天”的寻弟决心。

当然，该剧目前也有一些问题未曾来及修改，我仍然强调之前我在《世间最难得者兄弟——评蒲剧<枣儿谣>》文中所提的第二、第三点问题，即吴伯宗寻弟过程中需要加强主动性和智慧感，以及吴伯宗能够成功寻找到两个弟弟的巧合性中还需增强必然性、合理性的问题。希望该剧能够着重完善，以盼更好的艺术呈现。

明末学者程登吉的《幼学琼林·兄弟》中有言，世间最难得者兄弟。吴伯宗对其两个弟弟的强烈责任感和动人事迹，真可谓是“世间最难得者兄弟”之人。该剧彰显了主人公吴伯宗矢志不渝的兄弟情义，弘扬了孝悌的中华传统美德，同时也体现了信念的坚定在事物成功中的重要性，这在今天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总之，该剧是一部致敬历史、突出楷模、弘扬美德、育人为美的戏剧作品，是一台艺术精湛、呈现精彩的难得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