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因请教一个蒲剧专业问题拜望著名蒲剧音乐家、音乐理论家康希圣老师，得知康老正在进行他的新作《蒲剧学》的前期创作。这样一个融入哲学思想、记述蒲剧前世今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命题，竟然由一位九旬蒲剧老人提出并亲自完成，我在惊讶之余，钦敬、感佩之情油然而生！康老锲而不舍的理想追求和献身精神，为蒲剧从业者及蒲剧事业树立了榜样。

康老70多年的艺术历程，使他在蒲剧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是佳作迭出的导演和作曲

康希圣老师从艺之路颇具传奇色彩。他原藉永济田家营，生于1929年，曾就读于蒲剧巨擘赵乙老师任教的永济“条西中学”，与赵老有师生之谊。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曾在三县学生会考中获得第二名。早年他积极参加各类文艺活动，演出了《官逼民反》《虎娃翻身》《三打祝家庄》等剧目。他身兼导、演和伴奏，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和感悟，品箫、吹笛、拉板胡、弹三弦无所不能。

康希圣老师所在的业余文艺团体越做越大，成了气候。1948年，当时的晋绥边区以该业余剧团为基础，吸收“塔儿山剧社”部分演员，成立十一专署文工团。新中国成立后成立运城专署文工团，康希圣担任演员、伴奏和乐队队长。1952年，文工团被调往北京，康希圣老师和赵老则被留下搞蒲剧。

当时，运城城区有两个蒲剧团，一个是从西安回归、先在解县蒲剧团、后到运城的蒲剧泰斗阎逢春领衔的专署蒲剧团，另一个是以著名武生曹锁元为首的运城镇蒲剧团。1953年年初，文教局派赵、康二人先后到镇蒲剧团和专署蒲剧团了解情况，后半年两团合并，成立运城专署人民蒲剧团，康希圣被任命为导演兼作曲。1954年，运城、临汾合并后，康希圣任蒲剧一团艺术室副主任。1958年他被调往晋南文工团工作，1961年被调任晋南蒲剧院青年团艺术室副主任。1970年分专区后，他历任运城地区蒲剧团艺术室主任、地区剧协副主席、戏研室副主任、地区蒲剧团团长、山西省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等职。

康希圣老师在晋南文工团时曾创作或参与创作《春雷》《钢铁战士》《红霞》等大型歌剧的音乐并担任导演，这对他后来从事蒲剧音乐创作和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花费大量心血，致力于蒲剧音乐的挖掘、整理和革新，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和赵乙老师主张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大胆革新。他们合作排导的《岳云》《花木兰》《劈山救母》《游西湖》等剧目，音乐唱腔既不失传统韵味，又具备了时代新鲜感，深受观众欢迎。《梁山伯与祝英台》改革力度更大，效果也更强烈。在蒲剧五大名演员联袂主演的蒲剧艺术片《窦娥冤》中，他参与音乐设计，大胆突破蒲剧传统唱腔七字句、十字句的固定词格，根据剧情需要，乐句长短相间，旋律唱中有白（如三桩誓愿中的呐喊），将戏曲高潮中人物内在情感的迸发表达得淋漓尽致，强烈震撼了观众。该剧音乐荣获了1992年中国戏曲“孔三传音乐奖”。

康希圣老师先后为50多个剧目设计了音乐。他的音乐作品旋律优美，韵味浓郁，自然流畅，特色鲜明，是继承传统、大胆革新、吸收借鉴现代音乐成功的典范。他的曲作大多是分量重、涵量高、影响大、富于生命力的精品佳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蒲剧鼎盛时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还有传统戏《薛刚反朝》《意中缘》《冯彦上山》《白沟河》《港口驿》《金水桥》和现代戏《小二黑结婚》《红灯记》《杜鹃山》《沙家浜》《龙江颂》《祝福》等。

1982年，康希圣老师与张峰老师合作，对段连海、向楟年、张峰1955年出版的《蒲剧音乐》进行了整理、修订，系统介绍了蒲剧音乐资料。这部著作成了广大蒲剧音乐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和教科书。

他是著述颇丰的蒲剧音乐理论家和史学家

康希圣老师一边从事艺术创造，一边潜心研究蒲剧音乐唱腔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研究和评论文章，代表作有《蒲剧唱腔结构初探》《梆子声腔论文集》等，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建议。

在《探蒲剧音乐发展的趋向》一文中，他强调：“必须十分重视演员的艺术创造。在戏曲中，他们是唱、做、念、打舞台艺术创造不可忽视的主力军，这是戏曲与新歌剧或其他音乐创作不同的特殊性。没有演员的创造，就没有戏曲艺术，更不会有多种艺术流派的产生。”他以阎逢春和武俊英流派唱腔为例，着重指出：“目前戏曲唱腔流派的发展不够丰富多彩，和发挥演员独创精神不够是分不开的。一个唱腔派流的形成，和演员个人的思想、情趣、艺术、爱好、天赋、嗓音条件等密切相关，应当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挥他们各自的天才和优势。专业作曲只能提示、启发、引导，却不能代替他们的创造。”同时，康希圣老师也充分肯定了专业作曲的重要作用，要求音乐工作者对中国戏曲音乐在以程式为基础的创作和表现方法上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总结、归纳其体系和方法的科学性、内在的规律性，以此来指导音乐创作实践。

他与人合作的《蒲剧音乐的声、律、调、谱》一文，对蒲剧音乐中的声（即声音、声腔、声调、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等构成音乐艺术的“单个字”）、律（即蒲剧七声音阶之中各声的标准音高）、调（即音阶、调式的总称）、谱（即音乐的表现工具）构成蒲剧音乐四个基础因素的概念进行分析、定位，为准确理解蒲剧音乐构成、进一步研究和推动蒲剧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康希圣老师的理论研究文章刊载于《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山西日报》《陕西日报》以及《戏友》《蒲剧艺术》，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还十分关注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他与李恩泽合著的《探元杂剧在河东地区的衍变足迹》，共分“从河东地区的舞台建造看杂剧的衍变”“从戏俑、壁画看杂剧演员体制的衍化”“诸宫调和元杂剧”“关汉卿与元杂剧”四部分。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元杂剧在河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使广大从业者和业余爱好者受益匪浅。

他是推动艺术生产、创造蒲剧辉煌的组织者

康希圣老师长期担任“艺术室”、戏剧家协会、戏剧研究所负责人，曾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蒲州梆子部分主编，1984年~1988年任运城地区蒲剧团团长，为蒲剧艺术的繁荣发展作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在地委行署和宣传文化部门领导支持下，他排除重重阻力，从基层县剧团先借后调，集中了武俊英、景雪变、吉有芳、马建义、兰敬生等一大批尖子演员，以及韩树荆、李泉水、杨焕育等顶尖级业务人员，会同地区蒲剧团王艺华、樊小黑、郭关明、张巨等主要演员，精心打造了《苏三起解》《黄鹤楼》《柜中缘》《表花》《战冀州》等经典折子戏，赴省参加山西省振兴戏剧青年团调演，轰动省城，获得奖牌大丰收。随后，在山西蒲剧杏花奖广播大赛中，取得6人获奖、武俊英荣获头名的好成绩。1987年，运城地区蒲剧团以老中青相结合的强大阵容，携一批精品剧目赴京演出，先后在首都民族文化宫、吉祥剧院、长安大戏院等地上演，期间三进中南海，在国务院小礼堂、政协礼堂等地演出14场，并在人民大会堂为彭真委员长举行演唱会，在首都形成了罕见的蒲剧热，被郭汉城等首都专家誉为“牡丹群”。1988年，武俊英荣获河东戏曲第一个“梅花奖”，以此为发端，实现了河东蒲剧新军的强势崛起，为创造新中国成立后蒲剧史上第三个黄金发展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由康希圣老师牵头，联合张秋俊、杨焕育、范月霞等蒲苑名流大家耗时四载，收集、整理，出版了一套四本的《蒲剧传统折子戏选编》，收入153个折子戏。其中既有舞台热演剧目，也有老艺人口传的抢救性发掘，使部分几乎被淹没在历史烟尘之中的优秀折子戏得以流传，为蒲剧界办了一件实事、大事和好事。该书设计精美，装帧大气，封面上王秀兰、阎逢春的蒲剧艺术片《窦娥冤》剧照，书中郭宝臣、侯俊山、冯安荣、杨登云、王存才、孙广盛、吕庚仁、筱兰香、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曹锁元、王天明、裴青莲、杨翠花、张保、梁惠芳、张大芳等名家的珍贵留影，再现了蒲剧的辉煌和“激情燃烧的岁月”。

几位老艺术家为何耗时费力地去编著这部《选编》？对此，康希圣老师在“代序”中写道：“为响应党中央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号召，为继承蒲剧艺术，使这朵古老的艺术之花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得更加灿烂夺目；为学习、研究蒲剧的艺术家、专家、戏剧学校以及业余爱好者提供一些基础资料。”康老等老艺术家的思想境界，着实令人钦佩！

70多年的艺术生涯，康希圣老师作出了全方位、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我衷心祝愿康老健康长寿，期待他的《蒲剧学》早日问世，若此，蒲剧幸甚，戏迷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