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蜚声华夏的北京评书表演艺术家。她原名刘书琴，曾名刘季红。出生于辽宁辽阳，满族人。早年学习和表演东北大鼓，后来转向北京评书表演。曾先后担任辽宁省鞍山市曲艺团团长及鞍山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以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退休之后，被推举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被聘请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又被推选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项目北京评书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曲艺大家，刘兰芳的艺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北京评书的表演方面。她不仅以其精湛的北京评书表演艺术，极大地拓展了北京评书的传播空间；而且以她对于北京评书艺术传统的传扬成就，空前地提升了北京评书的艺术影响；同时，她以其对北京评书乃至整个曲艺事业和文艺事业的综合贡献，有力地丰富和推进了当代曲艺乃至整个文艺的发展境界。从而奠定了她作为曲艺艺术家和文艺活动家的双重地位。

刘兰芳说演的北京评书节目非常之多。至2019年，在长达60年的艺术生涯中，总共说演了100余部北京评书节目。其中的中、长篇节目，就有66部之多，平均每年推出1部以上；篇幅最长的为200回，较短的也有20回。包括代表作《岳飞传》以及《杨家将》 《薛家将》 《呼家将》和《赵匡胤演义》 《包公巧断螃蟹三》 《三打乌龙镇》 《努尔哈赤》 《刘金定大战南唐》 《小将岳云》 《混世魔王程咬金》 《花果山传奇》 《白牡丹行动》 《抗日英雄杨靖宇》 《陈毅》 《彭大将军》 《中国母亲风采》 （系列） 、 《中国好人颂》 （系列）等等。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北京评书的艺术家底，另一方面持续满足了广大听众的欣赏需求。代表作《岳飞传》甚至创造了自1979年首播以来的40年间在全国各地774个各级电台或频道总共播出1259次的传播奇迹！充分说明了，刘兰芳及其北京评书艺术包括经典节目《岳飞传》是多么具有审美吸引力和艺术影响力！

其实，包括北京评书在内的传统曲艺说书艺术，从来就有着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审美品格：妇孺皆爱，老少咸宜。一方面，口述表演、听觉接受的观演便利，使得即便是不识字的人，也可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从而拥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说书节目尤其是那些长篇连回的传统经典，既有引人入胜的曲折故事，又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蕴含丰富多彩的各种知识，更充盈是非曲直的思想引领。这种表现形式的简便性和思想内容的丰沛性，使曲艺说书具有了极为强大的魅力与影响！自古以来，那些最为普通的劳动大众，正是通过欣赏曲艺说书，来了解历史、认识社会、增长知识、养成思想的。说书表演，因而不只是属于娱乐的方式和审美的手段，同时具有进行历史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激扬精神思想、辨析对错美丑等等更为多样的社会功能。

正是由于如此，曲艺说书的艺术传播方式以及说演内容的社会需求方式，便不只是局限于或者说停留在书台上下艺人与听众的口耳之间，而是同时扩展到书场之外，包括延展至书刊传播的曲本（话本）印行与案头阅读的个体接受等等方面。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古代从“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的汇集刊行到《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乃至《金瓶梅》等“古典文学名著”的编订出现，莫不与曲艺说书的兴盛和艺术影响的巨大直接相关。 《三国演义》各回之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结构性套语，就是曲艺说书与小说文学亲缘关系的有力证明。这种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体裁，正是说书艺人在书台上经营书艺时所创造的！对此，鲁迅先生在其文学史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宋元话本之于白话小说的渊源关系，已然作了详实深透的论证，也为曲艺作为“文学之父”的文化地位，竖起了一块丰碑。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与“唱曲”和“谐趣”一道，共同构成整个曲艺三大审美类型的“说书” ，不只包含了北京评书和苏州评话、扬州评话、四川评书、湖北评书等徒口讲说表演的“大书” ，同时还包含苏州弹词、山东琴书、陕北道情、乌力格尔、四川竹琴和湖南渔鼓等说唱相间表演的“小书” ，以及山东快书、快板书、四川金钱板等似说似唱表演的“快书” 。而前面提到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金瓶梅》 ，则有着《金瓶梅词话》的别称，其形成与名目，受到当时曲艺“小书”的影响，也是不可否定的。即如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 《江格尔》和《玛纳斯》 ，也分别是属藏族曲种“岭仲” 、蒙古族曲种“陶力”和柯尔克孜族曲种“柯尔克孜达斯坦”即这三种少数民族“快书”类说书形式的传统经典曲本亦即表演脚本。只不过，由于记录整理成就的比较突出和文学性研究的相对发达，更多的人对其文学形态的史诗内容和语言构成等比较熟悉，而较少知道其本来是属口头创作、口述表演、口口相授、口耳相传的曲艺演出脚本，并且也不知道其传衍方式，实则主要体现为艺人的唱叙表演，并且包含有各自的唱腔音乐、伴奏乐器乃至相应的演出道具与程式礼仪。就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后人称其为“文学名著”并无不妥，但从其传述者荷马被称之为“行吟诗人”亦即“流浪艺人”的角度去看，此类史诗的形成和流传，正是曲艺说书的结果与体现。曲艺的演出脚本亦即曲本之于曲艺自身及其特有的文学体裁乃至相关传世名著的此类关联，因而值得我们去特别思量。

而将曲本包括说书表演的脚本即“话本” ，进行记录整理并且出版印行，如前所述，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对于曲艺本身进行艺术文化整理并保存传扬的范畴。而是同时具有了包括丰富文学武库、增加阅读资源、扩大传播效能和涵养文化生态的多重价值与功用。

刘兰芳作为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初叶中国最为著名且成就最为巨大的说书艺术家之一，其所说演的北京评书节目及其脚本，自然有着整理出版和印行传扬的必要。对此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整理，并有计划地将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文学性的篇章，采用包括文字（纸质、电子） 、图片（纸质、电子）和录音（CD、音频） 、录像（DVD、视频）等多介质与多媒体的方式，进行出版发行，不仅对北京评书本身的艺术传承和文化积累意义重大，而且对广大民众的欣赏需求和精神审美也是多方面的满足，对北京评书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扬，更是一种推动。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当然，刘兰芳说演的北京评书节目数量很多。对其创演成就通过节目形态的完整录制，全面系统地予以保存固然必要，但在强调文学性并且荟萃其精华的意义上，率先进行曲本代表作的整理和出版，意义同样重大。不过，对于诸如刘兰芳及其北京评书曲本的整理和出版，又与一般的文学出版有所不同。尤其不能在文字记录的意义上，按照书面语言的表达习惯，进行过度的编辑和加工。而是要尊重其由于必须适宜舞台说演而形成的口语化风格、方言性特质、通俗性品格和个性化表达。一些特殊的口语化表达及语音呈现，包括拟声摹学的口技式音效，甚至可以采用注释的方法加以说明。特别是对刘兰芳及其合作者（主要是其夫君，曲艺作家及快板书表演艺术家王印权）在许多非原创的传统经典节目中的新开拓和再创造，更要加以凸显。即如其在《岳飞传》 《杨家将》 《薛家将》和《呼家将》中的选材角度、情节增删、人物塑造、表现侧重、艺术加工、特别是评说议论等等的个性化处理和风格式表达，均需通过记录整理和编辑出版，特别予以保留和彰显。

比如，刘兰芳说演的100回《岳飞传》 ，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集中表现的是岳飞，后三分之一篇幅的核心人物形象塑造，则是岳飞的儿子岳雷。主要的情节包括了“枪挑小梁王” 、“岳母刺字” 、“八百破十万” 、“枪挑铁滑车” 、“锤震金禅子” 、“王佐断臂” 、“风波亭”和“柜中缘” 、“岳雷挂帅” 、“牧羊城盗图” 、“气死金兀术”等精彩回目。从而与前人及同题材或同名目的曲本及小说，有许多不同。

再如，刘兰芳说演的《杨家将》 ，是从“杨七郎打擂”开始，说到“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结束。中间包括了“金沙滩” 、“李陵碑” 、“下边关” 、“智断潘杨案” 、“兵困黄土坡” 、“大摆牤牛阵” 、“任堂惠舍命全交” 、“孟良盗发” 、“穆柯寨” 、“三请穆桂英”和“大破鬼魂天门阵”等精彩回目。也与同行们的同形式与同名节目存在较大区别。

又如，刘兰芳说演的《薛家将》 ，更与其他相同形式和名目的北京评书节目有所不同。说演的不是薛仁贵征东和薛刚反唐之类的故事，而是以薛丁山和樊梨花为主要人物形象，表现唐太宗贞观年间薛仁贵父子西征哈迷国的故事。主要情节包括“兵困锁阳关” 、“程咬金诓苏海” 、“救罗通” 、“薛丁山挂帅” 、“失金牌” 、“罗通盘肠大战” 、“三休樊梨花” 、“三请樊梨花”和“大破金光阵”等等。

另如，刘兰芳说演的《呼家将》 ，主要表现的是宋朝仁宗年间，双王呼延丕显被奸臣即宠妃西宫娘娘之父庞文陷害、全家被抄斩三百余口后，以呼延庆为代表的呼家后代，立志雪恨、冒死祭祖，在寇准、包拯等靖国忠臣及高、杨两家的鼎力帮助下，北国借兵，兵围汴梁，最终昭雪受封的故事。其中的“呼延庆三次上坟”和“呼延庆打擂”是最为著名的段落。

可以看出，刘兰芳及其夫君王印权在整理改编和说演表现这些历史人物及其传说故事的时候，既不拘泥于前人的套路，也不局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往往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就近舍远，扬长避短；借用既有的素材，构筑自己的殿堂。曲艺说书的基本审美传统，即“古事今说，远事近说，虚事实说、假事真说”的艺术表现优长，在他们的北京评书节目创演中，更是被娴熟驾驭和灵活运用到了极致。同时，他们的北京评书节目创演，情节理路上不追求“大”和“全” ，艺术表现上很注重“情”和“趣” ；构思及语言着意要“巧”和“俏” ，主题与思想聚焦于“善”和“美” 。如果阅读根据刘兰芳说演的北京评书节目记录整理的曲本文字，叙述语气的通脱舒展、语言节奏的铿锵有力和遣词造句的灵活通俗，都会给人以非常清新之感。刘兰芳在书台上那种说功与做功并重、叙述与模仿辉映的说演风格及其艺术处理，使得其曲本中的人物对话，较之一般的同行，要多出许多。这使人物感、形象感、场景感以及审美的通感，在其曲本的字里行间频频涌现、跳跃转换，很容易感受得到。亦即说表评叙之中因有大量一、二人称的对话穿插，而有别于一般演员仅属第三人称的“平说”叙述。这使刘兰芳的北京评书说演，既绕开了语气的单一，也避免了口风的呆板，增加了叙述的鲜活，更丰富了表现的手段。进而使得文学性的空灵，由于脱胎于艺术性的充盈，而格外葆有自身的品格。

当然，与任何文艺形式的创作和表演一样，思想内容的好坏，才是最为核心与根本的追求，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所在。刘兰芳的北京评书之所以风靡全国、长盛不衰，除了她在艺术上的深厚造诣和高妙展现，“说历史大事，抒人民情怀，赞民族英雄，扬人间正气” ，才是她赢得喜爱与尊重、获取成功与声名的关键。不管是岳家军“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还是杨家将“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不管是薛家将前赴后继的忠勇气概，还是呼家将除暴安良的不屈意志，都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沉淀形成的优秀品质与核心价值的艺术宣示、审美伸张、热情礼赞与形象彰显。这种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的艺术创造与美学传统，由于表的是爱国英烈、评的是忠孝节义、批的是贪官恶霸、扬的是浩然正气，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思想精髓尽在其中，上合天道，下接地气，焉不合节时代、赢得人心？ ！难怪人们在书场里、广播中、电视前、网络上听赏这些北京评书节目还不算，还要在案头、在枕边继续借助书刊读本及电子产品，来反复阅读和品味咀嚼根据其书台说演整理出版的曲本了！这是包括北京评书在内整个曲艺说书的骄傲，也是刘兰芳及其同行的自豪，更是中国人得天独厚的福报。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刘兰芳北京评书的艺术文献包括优秀节目的书台表演和代表性节目的演出脚本，进行音像及文字的全面记录与系统整理，并有计划地出版发行，价值与意义便会不言自明。值得肯定，也值得期待。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