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此重要时刻，回望其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曲折历程及奋斗足迹，总结其组织领导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辉煌成就及宝贵经验，对于党的事业和国家民族持续不断发展进步，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正如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宣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对党的性质任务与使命追求的本质规定，使其在中国社会的存在价值与职能作用，不仅十分崇高，而且非常神圣。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了改变旧中国贫弱命运并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通过100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领导中国取得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发展，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其中，作为文化建设组成部分和文艺战线重要构成的曲艺事业之在近百年间的发展演进，更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关怀与扶持、引领密不可分。

首先，全心全意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并以最底层的工农大众作为主要团结对象和依靠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由于阶级基础和精神底色的高度趋同，便在文化立场及价值观念方面，与中国最广大的普通百姓及其喜闻乐见的各种曲艺形式包括艺人，志趣相同，情感相通，具有天然的一致性。这也使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在思想理念上十分推重曲艺，也非常借重曲艺。比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的瞿秋白，不仅在其《哑巴文艺》一文中对曲艺及其曲本的文化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假使还有一些文学，那么，恰好都是给民众听的作品里流传发展出来的。敦煌发现的唐五代俗文学是讲佛经讲故事的记录，宋人平话和明朝的说书等等，都是章回小说的祖宗。”而且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对曲艺的社会功能也比较看重：“革命的大众文艺大半还需要运用旧式的大众文艺的形式（说书、演义、小唱、故事等等），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为此，他一方面号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一批一批地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曲的……里面去”，占领并通过这些文化阵地，来为革命的需要服务；另一方面更是身体力行，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苏区领导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革命实践中，亲自创作了《十月革命调》《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小曲唱词。红军女战士石联星编演的大鼓唱词《王大嫂》，也是经他亲自修改后，交由《红色中华》发表的。这使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正面倡导新曲艺的第一位理论家和领导人，也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身体力行认同弘扬传统曲艺及其功能价值的第一人。这种文化立场及价值追求，到了延安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凝结而为成体系的理论，并在此理论的指引下形成了有建制的实践。20世纪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的成立和韩起祥等陕北说书艺人在边区的脱颖而出，以及陕北说书《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儿团圆》《张家庄求雨》《狼牙山五神兵》等表现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新曲艺节目的大量涌现，就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直接产物与具体体现。凡此表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引领，旧时代艺人们大多仅为糊口吃饭而进行编演的曲艺创演动力与目的，在苏区和边区升华而为自觉表现革命实践并教育激励广大民众的艺术手段。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推重和关切，注入苏区和边区的曲艺创演以自觉高格的使命意识，熔铸出不同以往的发展品质。

其次，曲艺相对简便的艺术形式和比较便捷的演出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腥风血雨和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用来发动群众和鼓舞士气的重要艺术手段。不管是徒口讲说表演的各种评书、评话与相声、故事，说唱相间表演的各种弹词、鼓书和道情、琴书，吟咏表演的各种快书、快板及数来宝与顺口溜，还是叙唱表演的各种牌子曲、板式曲与杂曲，都是具有鲜明“口头传统”即“口头创作、口述表演、口口相授、口耳相传”从而主要依靠嘴巴表演的艺术样式。虽然其艺术的形态构成，在各个具体的曲种当中，不同程度地综合了诸如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杂技、美术等等的元素，但口述表演的统合样貌，使这些不同要素共同构成的艺术形式，同时具备了综合性的形态、程式性的技巧和虚拟性的表现。口述表演和听觉接受，因而成为曲艺主要的审美创造及鉴赏方式。无须专门的舞台和大型的场面，一个人、一张嘴，或者一两个人、三五件乐器，即可进行演出。而运用方言土语进行编演的材质要求，更使曲艺拥有了生动鲜活的风貌和通俗易懂的品格，非常适宜在条件相对简陋的环境乃至行军打仗的间隙，进行演出和欣赏。正因如此，从赣南苏区到长征路上，从延安窑洞到大别山乡，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和各种战场，曲艺都是最为常见也最受欢迎的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鼓舞士气也娱乐军民的重要艺术手段，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其中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早在1928年夏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流传有称作“四川调”的曲艺唱词：“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红军不费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以之颂扬朱毛红军打败国民党军两个杨姓师长即杨池生和杨如轩所带部队的事迹；再如，1930年7月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政治部创办的《红军日报》，就曾在六期里连续刊发了20多篇曲本作品，借以申述纪律、发动群众、宣传战果和歌颂胜利；又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太行、胶东、苏豫皖等根据地的曲艺活动更是如火如荼，不仅风行着各种“鼓词”“快板”“琴书”以及相声、“武老二”（山东快书）、评书、故事、坠子、数来宝、好来宝和陕北说书等曲种形式，而且涌现出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西河大鼓艺人王尊三、河南坠子艺人沈冠英、山东快书艺人杨星华和曲本作家赵树理等著名的曲艺家。许多曲艺人为了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著名的代表性人物，有因宣传革命和组织抗敌而于1947年被敌伪杀害的西河大鼓艺人王魁武，也有在远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演出中遭遇美军飞机轰炸而英勇牺牲的两位天津籍曲艺家，即著名相声艺术家常宝堃和鼓曲伴奏弦师程树棠。更有一些曲艺家在深入敌后乃至敌穴的艰险演出中，创造了瓦解敌军和劝敌反正的战场奇迹。在此期间，各个根据地乃至国统区的红色曲艺家们，先后编演的陕北说书《张玉兰参加选举会》（韩起祥）、西河大鼓《保卫大武汉》（王尊三）、山东快书《大战岱岗山》（杨星华）和“抗战鼓词”《台儿庄大捷》（老舍）等，堪称富有历史认识作用和精神思想价值的红色曲艺经典。这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与中国曲艺的相互结合，也使革命战争年代的曲艺及其创演活动，拥有了“文艺轻骑兵”和“宣传尖刀班”的特别称誉，赋予中国曲艺的现代发展以特殊的历史意蕴和价值内涵。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曲艺的行业独立与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空前舞台。特别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的逐步建立，包括曲艺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被组织起来。“曲艺”也由古代指称的“小技能”和清末民初以来演变而成的“十样杂耍”概念，即以包括“说、唱、变、练”而蕴含着今之曲艺、杂技、体育、游戏等多类文化事象的含混称谓，发展确立为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之独立的艺术门类概念。进而提升了社会地位，建立了自身行业，成立了相应组织，形成了独立学科，营造出完整生态，获得了全面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艺术发展推陈出新。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表现内容的改旧成新上。具体如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为代表的业界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动针对旧社会形成的一些思想内容不够健康的糟粕性节目及其思想内容，包括低俗的表演台风与做派，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与改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仅在艺术品格上有了大的改观，而且在创演观念上有了新的自觉。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优秀艺人，很快成长为曲艺发展的中流砥柱。相声艺术家侯宝林和马三立、山东快书艺术家高元钧、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苏州弹词艺术家蒋月泉、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快板书艺术家李润杰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许多传统的长篇经典节目，如苏州弹词《玉蜻蜓》、扬州评话《水浒》等，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整理和优化，注入了新的元素，赋予了新的动能，去粗鄙以使精进，化腐朽而为神奇。蒋月泉据《玉蜻蜓》整理的中篇苏州弹词《厅堂夺子》和王少堂据《水浒传》整理说演的扬州评话《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四个“十回书”等等，成为深刻继承传统又善于开拓创新的典范。而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开掘与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的许多红色文学经典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成为曲艺创演的新凭借和艺术表现的新对象。袁阔成据同名小说编演的北京评书《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岩》及其精彩段落《肖飞买药》《舌战小炉匠》《许云峰赴宴》，以及朱光斗编演的快板《学雷锋》等，堪称其中的优秀代表。马季、夏雨田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曲艺演员，为讴歌新时代而开创的清新俏皮的“歌颂型”相声之创演风格，更使新中国的曲艺发展充满了新的气象。

二是创作表演人才辈出。虽然“文革”使曲艺的健康发展被阻断了10年，但改革开放又使曲艺焕发出新的生命。特别是广播电视的普及和网络媒体的崛起，更为曲艺的现代发展撑起一片全新的天地。新人新作大量涌现，艺术影响空前扩大。以北京相声《如此照相》爆响走红的姜昆，以北京评书《岳飞传》蜚声华夏的刘兰芳，以四川清音小调节目独领风骚的程永玲，以“想死你们了”成为品牌的相声名家冯巩，以韵味醇厚著称业界的梅花大鼓唱家籍薇，以把粤曲唱过长江与黄河奠定其艺术地位的陈玲玉，以擅长弹唱脱颖而出的苏州弹词新秀盛小云，等等，都是新时期曲艺表演界的优秀代表。而优秀新人的走红，从来离不开优秀曲本的支撑。何迟、朱学颖、王济、陈增智、范乃仲、邱肖鹏、郁小庭、徐檬丹、蔡衍棻、崔砚君、梁左、傅菊蓉等代表性的几辈曲本作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曲艺发展繁荣的重要文学保证。曲艺在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日益凸显。风行几十年的央视春晚中，北京相声成为不可或缺的年节大餐；都市出租车行进的声响与节奏里，单田芳演播的评书成为一个时代的陪伴；新世纪风行全国的民营相声班社，给低迷徘徊的相声创演孕育着新的希望；而方兴未艾的网络直播及其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曲艺网红们，也正描绘着新时代曲艺发展的崭新图景。

三是专业教育有所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艺教育状况，与姊妹艺术横向比较，还存在着不少差距与短板；但纵向去看，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曲艺界的良师益友和苏州评弹的艺术知音陈云同志的热切关心下，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苏州评弹学校”和1986年建立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对于南北曲艺的教育传承及其集约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曲艺表演”列入高等教育的专科目录，曲艺人才的专门培养有了新的契机。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其曲艺研究所在新世纪以来开展的曲艺专业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更为曲艺的高端人才孵化和学术文化传扬开辟了新路。

四是学术研究稳步提升。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曲艺学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于宋元话本之于长篇白话小说及其章回体裁样式的关系揭示开启的。但真正体系性的学理化知识建构，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最为全面和系统的标志，就是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戏曲曲艺》卷的出版，及2011年《中国曲艺志》（29卷，约3000万字）的全部编竣面世。特别是历时25年才得完成的《中国曲艺志》编纂工程，不仅再一次从一个侧面有力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而且基本摸清了中国曲艺丰富多彩的历史家底，考订确认了数百个曲种的源流发展，大体廓清了构成曲艺研究学科框架的逻辑边际，梳理保存了大批曲艺文化的珍贵资料，初步回答了有关曲艺历史文化构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基本构建起空前全面的曲艺知识体系，还聚拢锻炼出一大批比较精通有关曲艺史志研究的学术队伍。彻底改变了曲艺“有史无书”的贫困面貌，也为曲艺学的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自1988年起《说唱艺术简史》《中国曲艺史》《中国曲艺通史》和《曲艺概论》《中国曲艺通论》《中国曲艺概论》等基础史论著述的相继面世，基本完成了曲艺学研究的史论奠基。同时，也是在陈云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于1986年成立了曲艺研究所，为曲艺的基础研究、现状调研、文献整理和人才孵化提供了机制依托，也为承续曲艺传统、繁荣曲艺创演、传扬曲艺文化和开展专业咨询提供了学术支撑。进入新时代后，该所与中国说唱文艺学会联合创办并不定期出版的《曲艺学》集刊，也突破了曲艺的学术传播长期缺乏专门刊物的尴尬局面。与此相应，曲艺研究的学术范式也趋于成熟。基础性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之外，分支性及应用性的曲种研究、曲本研究、创作研究、表演研究、音乐研究、伴奏研究、舞美研究以及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美学研究乃至传承和传播研究等等，都已成为曲艺学研究的不同维度与范畴。

五是传承传播有力推进。曲艺要发展，必须要创新；创新要成功，基础在继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曲艺的艺术传承工作有了新的起色。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曲艺的艺术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临场演艺之外，从广播、电视到互联网络，从唱片、磁带到数码存储，传播载体和手段不断延展，传播的效果和可能一再扩大。不断推出精品力作，持续满足欣赏需求，因而成为曲艺发展的根本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给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由“改天换地”到“翻天覆地”再到“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发挥了“顶天立地”的核心作用，也使传统的中国曲艺获得了再造与新生。可以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曲艺事业，定会在不断改革创新的发展实践中，为丰富百姓的精神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