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许多曲艺品种，真正定型为一个独立的曲种大多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艺术元素和文化内涵却是和整个中华文脉相一致的。历史悠久，源自民间的曲艺艺术，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于中国老百姓而言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文艺百花园中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正因其形式简便、通俗易懂，接地气、近民心，故而一直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因此，曲艺的人民性成为了它最具吸引力的一个标签，它的贴近民众的精神气质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

仅以这一百余年来新文艺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的经典曲艺名作无一例外都强烈地彰显着人民性的特点。

兹举一例。20世纪初问世的《猛回头》，是革命志士陈天华用弹词的形式，以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创作的一篇唤醒世人反抗列强侵略的作品。该作写于1903年夏，初刊于《湖南俗话报》，再刊于《游学译编》第11期，“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在这部弹词作品的开篇，即有这样的语句：“拿鼓板儿，弦索儿，在亚洲大陆清凉山下，唱几曲文明戏。……”整部作品，有说有唱，散韵有致，结构完整，词曲生动形象，情感充沛热烈，是辛亥革命前夕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之一。用通俗活泼的大众形式来宣扬严肃的政治内容，弹词这种说唱形式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在《猛回头》这样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记述，和广大民众一样，当时还是青年学子的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也受到过陈天华所著的弹词《猛回头》及《警世钟》的影响。

回顾这一百年来中国革命的每个历史阶段，我们不难发现，文艺的鼓舞感召力量随处可见，其中，运用曲艺这种形式的更是不胜枚举。丁玲在给“延安文艺丛书”写的总序中就曾提到：

除了排练话剧、歌曲外，西战团设有杂耍组，组织团员学习采用大鼓、小调、相声、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了许多新颖节目，如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在前方部队演唱时，每次都轰动全场，前方政治部还把它作为教材，印发给连队的每个战士……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了三次座谈会，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于次年的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不久，一位背着三弦说唱新书的盲艺人韩起祥出现在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舞台上，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注意。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新说书运动很快遍及陕甘宁边区，成为人民文艺运动的一条支流。《刘巧团圆》《翻身记》《我给毛主席去说书》等脍炙人口的陕北说书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韩起祥也由此从一名民间艺人成长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曾被毛泽东同志亲切地称为“天才的说书艺术家”和“革命的三弦战士”。作为新中国曲艺史上的杰出代表，韩起祥始终为人民说唱，深受人民欢迎，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标杆。

上到国家大事，下到房门钥匙，曲艺作品的题材包罗万象，犹如朵朵浪花，折射出生活海洋的浩瀚与深邃。曲艺人始终牢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扎根人民生活，用心、用情、用功地去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快板书《立井架》、京韵大鼓《光荣的航行》、弹词开篇《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无不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运民心，艺术精湛，思想深远。而仔细考察这些优秀的曲艺作品，其中的人民性更是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作品的细微之处，其思想的光芒迄今仍熠熠闪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正如讲话中所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曲艺工作者们始终牢记讲话精神的指引，坚持崇高的艺术理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守正创新，开拓进取，近年来创作演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像四川扬琴《蜀道》、绍兴莲花落《传代碗》、曲艺联唱《看今朝》、中篇苏州弹词《战·无硝烟》等，均在群众中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曲艺所拥有的特殊持久的艺术魅力，主要源自它与基层百姓和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丰富的人文气息与精神内涵，亦是优秀曲艺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火热的现实生活，多元的审美需求，呼唤着曲艺人不断创作更多符合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只有始终与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始终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古老而又年轻的曲艺艺术才会永远与老百姓心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