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并不陌生，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脸黑如墨、心如明镜的“包青天”。千百年来，包拯已然成为了正义和公道的化身，从古代走向现代，从历史走向生活，从现实走向艺术，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上党梆子移植剧目《打龙袍》再次唤起了人们心中的那份“包公情结”。

《打龙袍》的历史背景源于北宋时期一个曲折离奇的千古疑案——狸猫换太子，这是包拯一生中的经典大案。该剧之所以受欢迎，不仅因为其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更在于“包青天”这一人物形象所焕发的凛然正气和所彰显的“天地自有公道在”的主题深入人心。

大幕拉开，把观众带入了北宋仁宗年间，朝堂之上，八年前火焚冷宫一案被旧事重提，包拯奉旨审理此积案，由此引出20年前那桩震撼朝野的狸猫换太子事件，陡然掀起惊涛骇浪，一场积压酝酿了20年的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终于爆发……全剧共分七场，从包拯受命到最终的沉冤昭雪，每一场戏环环相扣，在紧张激烈的忠奸斗争中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不畏权贵、爱民如子、断案如神的包青天。

包青天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为人们千古传颂，正是由于包拯的一生为了世间的正义，为了百姓的福祉，不畏权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惩奸除恶，还百姓以公道，还社会以正义。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帝王时代，特别是官僚习气深重、积弊难除的大宋朝，为官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是面对错综复杂、残酷阴险的宫廷斗争，稍不留意就会人头落地。但是，处在矛盾风口浪尖上的包拯不惧怕刘太后、郭槐等奸佞之人的歹毒，为了洗刷李后的冤屈，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这一份赤胆忠心，日月可鉴。

包拯的一生体恤百姓，坚持为民伸冤。“遇后”一场中，包拯让告状的百姓到天齐庙陈诉冤情，当双目失明的李后以冤情重大要包拯“不乘车马、不领随从、不带侍卫”亲赴寒窑时，包拯慨然应允。这虽然是戏里的一个小细节，其背景却源于当时包拯针对告状制度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以往的制度规定，告状人须将状纸交给“牌司”，由“牌司”交给知府。这样，“牌司”就成为告状伸冤的第一道关口，虽位卑职微，却常常以此要挟，以之为敛财的手段，致使民情不能上达，民冤不得申诉。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有时包拯还亲自上阵，便服问案。这就增强了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十分有利于司法公正。这在“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黑暗社会现实下无疑是深得民心的一项重要举措。

“审奸”一场充分展现了包拯断案的足智多谋。刘太后为将知道真相的陈琳灭口，派郭槐坐镇开封府，监督审理陈琳，伺机除之。包拯将计就计，明审陈琳暗审郭槐，反反复复，三推五问，追根寻源，步步紧逼，最后掉转方向直逼郭槐追问寇珠当年死因，郭槐无法自圆其说，顷刻间冷汗如珠、手脚颤抖，最终俯首认罪。在包拯的缜密侦查之下，透过重重艰险，冲破万般阻挠，狸猫换太子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郭槐伏法上了虎头铡，刘妃悬梁自尽，奸人受惩，国法昭彰。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正义。

包拯清廉公正、忠诚正直又不失机智灵活。最后一场“打龙袍”，仁宗亲迎李后进宫。李后面对自己亲生的儿子，想起自己20年的凄惨遭遇，不由怨气满腹，要包拯治仁宗不孝之罪，“替哀家拷打无道君”，包拯接过内侍递过来的紫金棍，背转身来暗自思忖：“自从那盘古到如今，哪有个臣子敢打圣明君”，可不打就是抗旨。好在包拯聪明过人，他灵机一动，请万岁脱下龙袍，用紫金棍打龙袍，这不就等于打了皇上了吗？包拯打龙袍，这样既保全了皇上的面子，也化解了李后的怨气。李后与仁宗母子团圆，20年沉冤终于得以昭雪。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但包公的形象却一直颇具口碑，代代流传，甚至带有“日审阳、夜审阴”的神话色彩，直至今天，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什么造就了包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是什么造就了包青天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我想，这是因为无论哪个时代的百姓，都有一种共同的情愫，那就是对朗朗乾坤、太平盛世的向往。包拯作为清正廉明的象征，是人们心底的希望所在，老百姓呼唤清官，需要“青天”，憧憬公正，渴望公理。正因为如此，长久以来，包公的价值和魅力才不会衰弱，戏曲舞台上的包公戏才会唱不尽、演不完；正因为如此，包拯才会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包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