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上党梆子，人们自然会想起“戏剧大县”高平，但是陵川对上党梆子也有独特的贡献。陵川不仅培育了“上党戏王”赵清海、上党梆子首席琴师靳山海，同时，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搬上银幕，陵川老乡苏云功不可没。陵川人赵德保创作、陵川剧团演出的上党梆子《雪花江》在1960年代轰动省城、名扬中原，创造了一段辉煌。

“上党戏王”赵清海——大师的贡献

赵清海（1881——1939年），乳名“勤孩”，为陵川平城镇杨寨村人，上党梆子一代宗师，对上党梆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在高平紫台山以身殉戏，不幸去世。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沁水人贾景德为赵清海沉痛写下：“昆梆罗卷黄腔腔皆优，生旦净末丑行行俱精”的挽联，准确地概括了赵海清全把式、大行家、宽戏路的“戏王”风范。他对上党梆子有两大贡献：

一是为上党梆子开宗立派。戏曲是文化的总和，是文化艺术的最高形式。一个地方的文化集中体现在地方戏曲里面，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自己的戏曲，其文化无疑是苍白的。上党地区是炎帝的故乡，是中国神话的源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古老的先民在这块“与天为党”的沃土上面，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表里河山所形成的独特地理环境、山地方言、民风民俗，迎神赛社的上党风情，在赵清海诞生之前，只是以“土戏”的形式在山村小庙游荡，无论高平的干板秧歌、阳城的漁鼓道情、还是州底的高腔大戏，全都登不上大雅之堂，被域外行家称之为“乱弹”。是生在陵川、长在陵川、学在陵川的赵清海以王者的气概，太行的傲岸，丹水的胸怀，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毅然决然地整合泽潞两州名伶，领着三乐班走出子洪口，把晋东南戏曲第一次推广到了省城太原，使上党“土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上党宫调”，把一个宥于太行太岳两山之间的地方小戏融入了中华戏曲文化的海洋，成为中华戏曲花苑的一朵奇葩。晋剧大师丁果仙把赵清海与马连良相提并论，恰当地道出了上党梆子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赵清海使上党梆子走向全国。他对晋东南文化的贡献可以和“山药蛋文学鼻祖”赵树理并驾齐驱。其对晋东南文化的影响随着时光将更加深远。

二是创造了上党梆子的艺术高峰。上党梆子是一个包含“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艺术的古老剧种，角色分为“三行九功”，分别为：生（老生、须生、小生）；旦（老旦、青衣、小旦）、净（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赵清海虽主攻须生，但兼演大净、老旦，三大行当无所不精。昆梆罗卷黄无所不通，五腔皆胜，昆梆黄尤擅。鼓锣钹梆琴样样全能，编导唱做念，项项俱佳。擅演的剧目有梆子《雁门关》、《九龙峪》、《一捧雪》、《混冤案》等等；昆曲《长生殿》、《别母乱箭》、《赤壁游湖》等；上党二黄《清河桥》、《五丈原》、《高平关》、《天水关》、《挂龙灯》等。赵清海根据剧中人物创造新腔，声情饱满，音域宽阔，丰富了上党梆子的表现力，开创了上党梆子的新面貌，为上党梆子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世纪三十年代，赵清海受邀率团两次赴太原演出，誉满并门，得到省城观众盛情拥戴，独享“涵盖一切”缎幛，其大幅剧照在北京王府井展示，被誉为“宫调泰斗”，为上党梆子与中路梆子、蒲州梆子、北路梆子并称“山西四大梆子”，自赵清海始。柏扶疏在《上党戏王赵清海》序中说：“赵清海去后，潞泽再无戏王。在赵清海身上，体现出上党梆子的涵盖，他当之无愧地称得起民族戏剧之江河。”

“头把交椅”靳山海——琴师的贡献

“头把”是观众对上党梆子首席琴师的尊称。“头把交椅”这一熟语十分准确、形象生动地概况了首席琴师在上党梆子乐队中的地位。一个演员的成熟和成名，一个剧目的传播和走红，一个剧种的强大和普及主要来自于悠扬的琴声。上党梆子里的头把就像京剧里的京胡，豫剧里的板胡，越剧里的越胡一样，领导着全部剧情的发展。群众可能记不住演员的唱词，但大都会哼哼优美的曲调，比如骏马奔驰的“大板”、空灵飘逸的“四六”，能够广为流传，大都是琴师演奏的结果。然而由于琴师不能粉墨登场，人们在欣赏名角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琴师姓氏名谁。上党梆子首席琴师、拉头把的靳山海就是这样一个被忽略了的为上党梆子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陵川人。他在上党梆子发展史上的地位可以和“戏王”赵清海比肩，称作“琴王”当之无愧。

靳山海，1937年出生在陵川县冶头乡浙水村一个贫苦人家，兄妹七个，排行老三，故名三孩。1962年为电影《三关排宴》拉头把上字幕，取谐音改为“山海”。 靳山海天资聪颖，天赋乐才，十岁放牛，为打发独身荒野的寂寞，随身携带一把唢呐自娱。几年下来，靳山海那多情唢呐声被本村的一个叫“自乐班”的小戏班听到了，正好这个“自乐班”在改为剧团，就被吸收进了乐队。按照上党梆子的习惯，头把兼吹唢呐，靳山海被安排学头把。1955年秋天，陵川县民锋剧团贴广告招工，18岁的靳山海前去应试，拉了一段《乾坤带》，被时任团长、上党梆子“五大须生”之一、观众称为“活吕布”的陵川伞村人贾三马一耳识才，招入跟随姚福顺拉头把，数年间青出于蓝，声名远播。1960年3月，晋东南专署组建上党梆子青年团被调入拉头把。同时被调入的还有晋城戏校的马增瑞、高玉林、朱鉴塘、李近义等后来名震上党的梆子名家。1961年青年团撤销，并入专区上党梆子剧团直至退休至今。

1961年8月，晋东南专区组建上党梆子剧团二赴长春拍摄上党梆子第一部戏曲电影《三关排宴》，靳山海作为头把B角随行。到了长影以后，电影导演刘国权嫌头把不隔戏，遂在刘院枝、郭春忠、林三羊、梁培文，靳山海等五个头把中间挑选，每个人拉五个曲牌，靳山海第三个上场，拉到第四个曲谱时，刘国权说就他了，不拉了。从此把靳山海推上了上党梆子乐队的“头把交椅”，迄今56年，无人能出其右。是年，靳山海25岁。

靳山海对上党梆子的贡献有三：

一是为电影《三关排宴》、《斩花堂》和一系列夺奖调演大赛伴奏。上党梆子从1961年拍摄电影《三关排宴》开始，从1971年第一剧组排演《快马加鞭》参加华北地区现代戏调演，1979年的《骏马岭》为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1982年的全省优秀中青年演员巡回演出评选上党梆子13人同时获奖（郝同生、马正瑞、高玉林、吴国华等），1986年山西省振兴戏曲青年团调演《收书》《杀妻》等五个折子戏全部获奖，吴国华、张爱珍、张保平、郭孝明四人齐获金牌一举成名，1987年张爱珍主演的彩色电影《斩花堂》再上银幕，1988年山西省振兴上党梆子调演，1991年上党梆子一团吴国华勇摘“梅花奖”，无一不是靳山海拉的。

二是对头把的改革。老头把在乐器行当归类高音板胡，用的是生牛筋做的所谓皮弦，椿木筒，桐木顶，枣木杆，梨木轴，竹皮弓。音调高亮、音色尖响，在太行山的大庙小村，没有麦克风的时代，能够伴着演员的唱腔，传到三里五庄。1962年电影《三关排宴》拍摄完毕，在怀仁堂给朱德等中央领导汇报演出，有专家拍着赵树理的肩膀调侃地说，家乡戏好热闹呀！说着无意，听着有心。这句话引起了靳山海的深思。随着上党梆子走向城市，走进摄影棚，其“听得见家伙，听不清唱词”的弱点渐显。想到小时候上不动弦，晚上八点演出，下午四点就得定弦，一返潮或天一冷就走调，他开始硺磨改革头把的问题。第一步先改弦。他把两根皮弦中的里弦换为丝弦，变成一皮一丝，一下子使琴的音色固定在一个恒定的位置。后来又把一皮一丝改为琵琶弦，两根丝弦，一粗一细，发声柔美。1971年，他用这把琴为马正瑞的《快马加鞭》伴奏，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使马正瑞一炮走红。后来看到高平团用的是豫剧板胡弦，又毫不犹豫地用板胡弦取代丝弦，使头把在高亢嘹亮之中增加了悠扬清丽，委婉细腻的音色，使头把由高音板胡成功转型为中低音板胡。第二步是改琴筒，因为改弦，要不断调整琴杆的高度，两次把琴杆提高10公分。从材质上逐步把头把改为红木筒，红木杆，钢丝弦，铜轴，板胡弓，同时借鉴越剧把二胡改为越胡的经验，他大胆创新，改革琴筒，亲自设计，跑到长治乐器厂，和工人师傅一起把琴筒改为六块板粘结的六边形圆筒，直径比老头把小了3公分。彻底改变了头把形象，使头把的声音变得激昂悠扬，具有了抒情的功能，拓宽了上党梆子的表演领域，为上党梆子演“文戏”奠定了基础。今天，当我们吟唱脍炙人口的“爱珍腔”时，可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豪放粗犷的上党梆子又多了那样的脉脉温情呢！

三是对音乐的创新。1965年，专一团给郝同生排演《李双双》，音乐设计让喜旺出来唱花腔，他很为难，琢磨半天，将里外弦由6：3变为6：2弦，使喜旺出来变成G调，充分融和了郝同生的真假嗓音，少用或不用小嗓，为郝同生唱现代戏拓宽了戏路。1974年第一剧组排演《骏马岭》参加山西省现代戏调演，组织安排一个落子演员唱主角，嗓子挑不起来，他将C调改为降B调，保证整场音乐的协调。后来高玉林唱马红英，靳山海又在散板中插入“高来音符”，提高了唱腔亮度，既确保了高玉林的演唱风格，又使头把具有了变调功能。后来，吴国华演《初定中原》，为了提高孝庄太后的威严，靳山海在演奏大板“跌断桥”时，在起调时加入三个高“米”，把孝庄太后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一片叫好。

纵观靳山海的艺术人生，他拉出了上党梆子的第二和第三个辉煌，而且把上党梆子拉到了全国大剧种水平，拉出了上党梆子从郭金顺始，到郝同生，吴婉芝、郝品芝，马正瑞、高玉林、张爱珍、郭孝明、吴国华、张保平三代名家，并且为上党梆子世家郝同生吴婉芝、吴国华张保平两代人拉琴，成为梨园佳话。

苏云与《三关排宴》——电影的贡献

苏云（1925—2005年）原名苏怀法，山西陵川北关人。中国电影事业家。13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太行山剧团”，1941年后相继在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鲁迅艺术学校美术系，晋西北晋绥鲁艺分院美术系学习木刻、版画等。1943年，在晋绥十月剧社担任舞台美术工作。1947年他参加西北工学队赴东北，苏云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学习了电影生产工艺过程和电影摄影、洗印方面的知识。1948年，到达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任技术处副处长、制片处长，1960年任副厂长分管生产，1964年任厂长、党委副书记。1985年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1995年，担任影协顾问和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的职务。被电影界誉为“长影辉煌期的杰出引领者”。正是这个陵川人，才使古老的上党梆子走上了银幕。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59年，河北有个青年剧团叫“小百花剧团”，在京演出一炮打响。彭真在接见山西省长卫恒时说：“山西的工作什么都好，怎么文艺工作上不来？”卫恒当时很着急，回到太原后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了几件事：一是召开山西省第三届戏剧会演，选拔一批精品剧目和人才。二是省里成立晋剧青年团，去北京给首长汇报演出，各专区也要建立青年团培养人才。三是到长影拍电影扩大宣传。1959年8月11日，山西省第三届戏剧会演在太原举行，邀请长春电影制片厂派人到会观摩，长影导演张辛实对苏云说到《三关排宴》。1960年4月，苏云成为长影分管生产的副厂长，由张辛实提议，将上党梆子《三关排宴》列入1961年戏曲片生产计划报文化部批准，就有了“两上长影”拍片的历史。

苏云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家乡，在生活上更加照顾演员。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演员吃不饱，为了能给老乡改善一下生活，苏云找到时任吉林省电业管理局局长陵川人侯景域，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名义，用联欢会的方式多次请剧团吃饭，改善生活。

“陵川小县”赵德保——剧本的贡献

赵德保（1896—1974年），字厚夫，陵川平城镇北街人。陵川县立高小毕业。历任陵川县平居、沙河、礼义、附城等村初级小学教师和陵川县模范小学、平城初级小学校长。1945年陵川解放，赵德保被邀请担任陵川县民主政府建设剧团编剧，1949年，陵川县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赵德保作为民主人士特邀参加，并被选为各界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和驻会副主席。1950年，当选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当选陵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德保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县志说他“思想活跃，爱好文学，书法绘画，颇有造诣，尤擅编戏”。一生创作了大量剧本，最著名的是《蝴蝶杯》和《雪花江》。

先说《蝴蝶杯》。《陵川县志》写到：“清朝时期，我县田庄有一人，性豪放，尚侠义，以编卖灯笼为生。……有一天，在武昌府街上摆摊，适逢湖广总督出巡清道，被抄摊，无处申冤，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懑情绪而编的一个小说唱，起初是州腔秧歌的剧本。”1945年，赵德保担任陵川县民主政府建设剧团编剧，将此剧进行大规模改编，形成《蝴蝶杯》。并为主人公田玉川在“藏舟”中加入“家住在山西省陵川小县”的唱词，由东关武胜班改编为“宫调”演出。剧本一改上党梆子粗犷豪放、激越高亢的武戏风格为婉转细腻、叙事抒情的文戏风格，一经推出，备受欢迎。首先传入河南，先后被京剧、秦腔、晋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移植，风靡全中国。是上党梆子被移植的第一个剧本，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被京剧移植的剧本，是上党梆子对中国戏剧作出的贡献。据说，当剧本脱稿时，赵德保正在苦思为剧本命名，手端酒杯，搜肠索肚之时，从窗外翩翩飞来一只蝴蝶，盘旋于酒杯之上，久久不肯离去。赵德保心灵一动，情感涌起，提笔写下了《蝴蝶杯》这个不朽的题目。

曾任河南省军区政委的陵川人李中顺在日记中写到：1949年3月的一个夜晚，他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4师130团在进军大西南的战斗中，行进到四川省叙永县，晚上看慰问演出豫剧《蝴蝶杯 》，当田玉川唱到“家住在山西省陵川小县”时，台下一片欢声雷动，演员还以为唱错了，其实，这个团是陵川子弟兵。李中顺在日记中说“台上一个假陵川人，台下有一千真陵川人，把我的思绪带回了我的家乡”。

再说《雪花江》。时任陵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又分管剧团的赵德保创作了《雪花江》，在陵川首演引起轰动。1960年5月，陵川县人民剧团受省文化厅邀请赴并汇报演出，在东山剧场、并州戏院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

1960年5月1日晚上，陵川剧团应邀在省政府小礼堂为卫恒省长演出《雪花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全部到场，座无虚席。5月5日省政府秘书长卫逢祺由地委书记赵军陪同，专门赶到剧团驻地通知说，今天晚上，省政府在迎泽宾馆7楼大餐厅设宴款待剧团全体成员，卫恒省长将亲自参加，剧团全体成员欢声雷动，备受鼓舞。晚上6点，卫恒省长准时赶到，为剧团全体成员讲话，特别讲到《雪花江》的艺术特点。第二天，《山西日报》专门刋发了署名文章和大幅剧照，使陵川剧团达到了艺术巅峰。随后，剧团沿同蒲路巡回演出，一路南下至侯马，沿晋韩公路返回陵川，行走一个多月，演出30余场。1964年4月，因《雪花江》而轰动的陵川剧团应新乡郑州等市的邀请，历史性地深入到豫剧的故乡演出，所带剧目除《雪花江》外，还有《三关排宴》、《赤叶河》、《柳树坪》等现代戏，从新乡、洛阳，一直演到郑州。为时三个多月，演出100多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郑州观看了演出。《河南日报》、《郑州晚报》、《洛阳日报》、《新乡日报》都作了专门报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