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陶为器，冶制斤斧

《资治通鉴外纪》载：“神农氏作陶冶斤斧。”有了陶器，可以贮藏食和蒸煮食物，改善生活条件。

在古人类最早没有掌握用火技术之前，使用的容器主要是葫芦科植物的果实，用来装水、装种子等。随着人类学会用火，随之也打开了利用火改变世界的大门，陶瓷的发明就始于此。如果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算起，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近2万年的历史，即人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用火和熟悉黏土性能是发明陶器的两大前提，先民在生产中发现，黏土加水后可塑性增强，能捏出各种形状，晒干后还会变硬，但一碰到水则又潮解。最初人们用火限于生活，或者是用来烤熟食物，也在山洞里燃起不灭的篝火用于取暖和驱赶野兽。慢慢地人们发现，被火烤过的土块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这一点让他们得到了启示，由此开始了人工烧陶的探索。

最初的陶器是捏胎法，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片就是捏胎法，把一团黏土擀薄，用手捏成罐的模样，阴干烧制成型，就可以用作锅釜。从仙人洞的洞内岩画来看，他们经常猎杀鹿，而挖掘也发现了很多煮过的鹿骨头，不难想象，当年他们经常在洞里“吃着鹿肉火锅唱着歌”。但手捏的陶器厚薄不均，受热后容易炸裂，也有不少时候吃着吃着锅炸了，鹿肉汤洒了一地，令他们扫兴。慢慢地，陶器制作发展成为泥条盘筑法：把泥搓成细条，盘成一个容器的形状，再用木板拍打使其黏合、变光，晾干后就成型了。至今流传于云南、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陶仍然保留着当年制陶的工艺。此后，关于陶器的发现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断层，考古学家甚至一度怀疑，陶器被发明后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失传，后来于9000年前又重新被其他部落发明出来。

泥条盘筑法制作出来的器壁较厚，表面亦少光亮，烧成温度较低，胎质较软，陶衣呈灰黑色，很容易脱落。随后先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轮制法，并由慢轮进步到快轮。尤其快轮的发明，快轮成型技术是在长期使用慢轮修整技术基础上改进的，它使陶器的造型更加优美，纹饰更加多样，艺术性更加增强，表面更加光滑干整。轮制法的科学性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制陶业。烧制技术的改进，是制陶工艺的又一次大飞跃，改露天烧制为窑内烧制，使烧制的温度提高到上千度，制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

从作陶到冶斤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铜片早在距今6000多年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距今5000年左右。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先后发现铜器，如青铜刀、黄铜锥等。铜器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结束，奴隶社会的兴起。

也许，神农炎帝时代末期曾经经历了一段石、铜并用的阶段，黄帝也正是依靠冶铜业的发展战胜了炎帝，打败了蚩尤。

从高平周边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遗址发掘情况看，炎帝时期制陶工艺应该是从盘条泥筑法到慢轮拉坯法过渡的过程。而高平是黄河流域乃至全国唯一 一个传承了陶器所有烧造工艺的区域。除红陶、彩绘红陶失去市场被淘汰以外，压光灰陶、黑陶、琉璃、珐华至今仍在高平小规模生产，这不得不说是陶器制造史上的一个奇迹。

高平河西回山村仍在生产压光灰陶，高平人几乎家家户户要有两个灰陶砂锅，一个用来熬小米粥，一个用来煎药，也许这就是炎帝当年流传下来的指定用锅。黑陶在马村镇一带窑烧不断，它采用快轮拉坯和窑内烧制，并在烧制中实行渗碳处理，后期磨光，使得陶器呈现出“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成为省内有名的地方文化特产。琉璃和珐华堪称陶器发展的划时代产品，琉璃器中的唐三彩名噪一时，多用于建筑装饰和冥器，高平米山至今仍烧造佛像造型的琉璃制品，受到各地琉璃收藏爱好者的欢迎。

珐华与琉璃区别于釉色，元代时诞生于山西阳城、高平一带，兴于明清，清朝中期时断烧近300年，于2016年在高平复烧成功。2019年珐华瓷参加第四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荣获“神工杯”工艺美术金奖，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在高平灰陶、黑陶或者琉璃、珐华的窑前，看着窑火熊熊燃烧，很自然就想到一个词——薪火相传。这个词的意思是：前一根柴刚烧完，后一根柴已经烧着，火永远不熄，比喻学问一代代继承下去。而通过治陶业在高平的发展，更能看到神农炎帝文化的代代传承，这真是一种文化的幸运。

始制弦琴，初定音律

《世本》载：“神农作琴”“神农作瑟”，还具体说道：“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却邪欲，反其天真。”

应该说，上述记载已经参杂了很多儒学的价值观。远古时期的音乐起源与生产同步，和先民的劳作、狩猎是息息相关的。最早的骨哨、陶埙只有简单的音调，只能模仿鸟兽的叫声，最初的作用应该是模仿鸟兽的鸣叫用来吸引动物，为狩猎提供机会。最初的音乐也贯穿于先民劳作和祭祀之中，古代科学知识匮乏，一些诸如雷鸣电闪、日食月食等平常的自然现象也被古人曲解为上天的愤怒，对人类的降罪，因此古人往往要通过整天甚至连续数天的歌舞取悦上天，为己赎罪。现在仍流行于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非洲、南美的奔放的歌舞，使用的手鼓、木琴等乐器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原始气息。

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生活的改善，智力的提高，对乐器进行改进、完善，以便吹奏出更加优美的音乐也是必然的。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是6200至6700年前先民使用的器物。它以鹤类腿骨制成，从骨管上所留的等分刻符可知，在钻孔前经过了认真的计算。骨笛经测试可吹奏接近七声的音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且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

而用来计算等分刻符的尺度，也是取自炎帝的黍尺，这一切无疑为炎帝“定音律”做了很好的注脚。《汉书》也同样记载了乐律的制定：“五音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以子谷柜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也，以上党羊头山黍度之为尺，以定黄钟。”是说用羊头山产的黍谷中等颗粒者，横排90粒，其长度为9寸。9寸长的竹管（孔径3分）吹出来的声音就是黄钟之音。相当于简谱“1”（dao），黄钟的低音调相当于C调。按照古人所说的三分损益法，依黄钟9寸之长度，可计算出十二律的六律六吕之分别长度。

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他一生曾三上羊头山，考察始祖炎帝培植的秬黍，并以羊头山黍定黄钟大吕。

第一次上羊头山在他30岁左右。他翻阅北魏《风土记》时发现了黍的优质产地就在山西高平羊头山的井子坪。时值隆庆帝即位，朱载堉赴京朝贺返回怀庆府途中绕道长子，第一次登上羊头山。明隆庆四年（1570年)，朱载堉第二次上羊头山，从三种黍中选择了黍子回乡试种。经过数年终于培育出标准的黍粒，为他发明“新法密律”起到了借鉴作用。在他重新审定《律吕精义》等著作，准备编纂《乐律全书》期间三上羊头山，进一步验证了他选的黍种，并且研究了羊头山神农城、神农泉、神农井、五谷畦等炎帝文化遗存，完整记录了唐代重修清华寺的碑文。同时，他还对炎帝陵、古潞国，黄帝封参卢于潞以及羊头山的地理位置，丹水、漳水、精卫填海的传说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论证，最终写出了著名的考察散文《羊头山新记》。

在沉睡了四百多年之后，我们按照《羊头山新记》的记载，一一确认了神农城、神农泉、神农井、五谷畦、炎帝陵的位置。朱载堉在文中说，炎帝陵距高平县城三十四里。如今从高平市政府楼前走旧高团线，到炎帝陵所在的神农镇庄里村距离为15.22公里，其中的误差原因是数百年间从明清官道到如今高团线的截弯取直，从中可见朱载堉文章的严谨。

如今的高平也是“音乐曲艺梆子之乡”，有高平秧歌、高平鼓书、上党八音会、上党梆子等曲乐类型。秧歌、鼓书生动活泼，广泛流传于田间地头，传唱着这片土地这群人的爱憎。

八音会是一种民间吹打乐，主要使用鼓、锣、钹、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萌生于秦汉时期，汉代的“鼓吹”乐是其源头与先祖，脱胎于唐宋乐舞和宋金元戏曲，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融合了宫廷古曲、道教音乐、戏曲曲牌和民歌小调等音乐元素，兼吹兼打，吹打结合。高平八音会班底丰厚，高手如云，2019年高平炎帝陵神尊赴台巡游期间，高平遴选优秀乐手赴台巡演，所到之处喝彩不断、掌声雷动。

上党梆子上承元杂剧，起于明末、兴于清中，分“潞府”“泽府”两个流派，高平博取众长，“三乐意”“万亿班”唱遍晋冀鲁豫，赵清海被誉为“上党戏王”。高平人爱戏如狂，几乎村村有戏台、有庙会，逢会必唱戏。全国现存最早的戏台——二郎庙元代戏台历经八百年风雨依然挺立。高平许氏戏曲盔头传承一百多年至今不衰，河西乐器技师王金书、张文强父子制作的二胡、板胡、头把、二把等传统乐器被周边乐队、剧团抢购。

近年来，上党梆子参与全国戏曲大赛，连夺戏剧界最高奖“梅花奖”五次，得主四女一男，四女是高平女儿，一男是高平女婿。高平称为“上党梆子戏曲之乡”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