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全国政协文艺界别文艺组的明星委员曾在开放讨论中痛批中国审查制度，以及媒体炒作演艺界新闻的乱象，谴责权力和市场干预对文艺生态健康的影响。中国知名导演赵宝刚坦言，和审查单位打交道30年，审批的尺度已影响了自己的创作取材，一旦觉得题材不会通过审查多数不会再进一步发掘。

冯骥才在讨论会上发言时指出，审查的标准和文艺的关系应该摆正，中国政府的文化部门领导应尊重文艺规律，放手让艺术家创作，让艺术家尽量表达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个人理解和认识。

他表示，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立场独立、擅于逆向思维，他们存在的价值，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执政者提供前瞻性意见和思辨。审查工作应该是把握好大的道德问题，以及避免产生民族之间的矛盾，其他的应该开放给社会评论界争论，艺术的争论应该是评论家之间的思想冲突，不是执政者和文艺家之间的冲突。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副主席杨承志昨天在会议结束后接受本报采访时则分析，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协商的意见发布后，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会要求民主协商进入决策思考的过程，促使相关部门思考现有的审查制度，到底审查什么，怎么审查？

她说：“审查的目的都是为了多做好的作品，如果它扼杀了好作品，那就是事与愿违，这个需要重视研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0月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同时也指出中国文艺创作方面，“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政府应拿出文化发展战略

现在的中国社会环境充满功利主义，艺术家很难拒绝市场的诱惑。要如何避免中国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界人士认为政府应该拿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冯骥才出席了习近平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他认为，中国领导人确立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文艺肩负了纪录这个关键时期的重任。

他表示，艺术家要静下心来创作，同时国家也需要拿出文化发展政策，理清文化的层次，怎么培育“高峰”，如何管理大众文化。

冯骥才在讨论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提出，现在中国的文化政策问题，除了审查制度的问题，还包括人事问题，很多从事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其实并不熟悉文艺，也对艺术和艺术家缺乏感情。

他有感而发地说：“一个有13亿人的民族，有这么大需求的民族，各个领域都看不到好作品， 还不令人担忧吗？这些领导还坐得住吗？如果还坐得住，一定是不懂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