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沈从文对田汉的戏剧创作和剧坛活动有不少评论，但一直未被戏剧史家注意。作为现代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在1925—1927年创作了15部体裁多样的话剧作品。之后他虽然从剧坛悄然引退，却一直关注现代戏剧运动的发展演变，并撰写了《田汉到昆明》等涉及田汉戏剧活动和历史贡献的剧论、剧评。沈从文对田汉的评价，成为现代戏剧评论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译述外国戏剧 创作传奇悲剧

沈从文指出，现代话剧运动以“介绍外来的”“创造新东西”拉开序幕，田汉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创者之一，田汉“不薄今人爱古人”，曾计划“以三四年之力独出20种丛书，计为莎翁杰作集10种，近代小说及戏曲诗歌10种”。（田汉《致宗白华》）后来，因为他的工作重心转向南国社，未能全部完成这一出版计划。但就戏剧翻译而言，他顺应当时的戏剧潮流，热心引进欧洲、日本的近现代戏剧，翻译英国王尔德的《莎乐美》、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檀泰棋儿之死》、爱尔兰约翰·沁弧的《骑马下海的人》、奥地利施尼茨勒的《最后的假面》，以及日本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等人的一批剧作。此外，他也将艺术视野投向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戏剧，相继译出《哈孟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剧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曾多次再版，成为新文学第一个10年中影响最大的莎翁译剧。

与此同时，田汉翻译了长篇剧论《莎士比亚剧演出之变迁》，从剧场和舞台装置、演员和表演艺术、观演关系三个层面，介绍、评述了300余年间莎剧舞台演出的历史沿革与艺术经验，让国人从文学剧本和舞台艺术两方面对莎剧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田汉的这些译述活动，沈从文评论说，“论思想作用，当时易卜生的作品影响大”，其《玩偶之家》一剧在青年女性中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但“论分量沉重，以及从一个戏剧所处理的问题上，可发现（莎剧）与当时正流行的‘人生’‘恋爱’‘矛盾’‘殉情’等等名词相会通，使读者取得一种传奇抒情诗气氛的浸润，田汉先生的译述工作实在特有时代的意义”。（《田汉到昆明》）这一论断既独具慧眼，也符合当时剧坛实际状况。

在创造迥异于文明戏的“真话剧”方面，沈从文认为当时的话剧创作“受问题所控制、所束缚”。新文学在刚开始的六七年中，“戏剧在那里讨论社会问题，处理思想问题，因之有‘问题’而无‘艺术’”。（《短小说》）当时的知识青年观众也满足于《可怜闺里月》（侯曜著）、《虎去狼来》（陈大悲著）等剧作。在沈从文看来，真正促进话剧创作发展的是两位作家，“在北方，为丁西林先生，在南方，即为田汉先生”。两人“从新的观点下笔”，不约而同用“抒情方式写独幕剧”。丁西林“于作品中注入一点幽默感，因之得到十分成功”。其独幕喜剧《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等，“对话有力结构巧妙”，成为南北各级学校游艺节目演出的重要剧目。（《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而田汉则以传奇性悲剧另辟蹊径，其早期代表作《获虎之夜》演绎流浪少年与村姑的爱情悲剧，曾在国内13个学校剧团演出。他此后创作的名剧《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及三幕剧《名优之死》，虽然人物迥异，剧情不同，但都广受欢迎。

培养话剧人才 引领戏曲改革

沈从文注意到，田汉在培养话剧人才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他说，田汉“是‘五四’以后对剧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具热忱和勇气而得到相当成功的一位”。（《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在沈从文看来，除北京艺专戏剧系外，各级学校剧团的游艺节目，“是培养近十五年话剧人才一个主要供应来源。当前的知名剧作者和导演，如曹禺、李健吾等等，就是在中学时代那么玩票得到成功，因而从事戏剧的。在这个工作上，田汉先生且更有其重要贡献”。他领导的南国社、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的戏剧活动，一方面“不仅培养了许多年青学生对于戏剧的热忱，并因之由玩票而下海”，涌现出陈白尘、赵铭夷、郑君里、陈凝秋、左明等一批知名剧作家、导演与演员；同时，“用一个职业剧团方式与多数观众对面。尤其是剧团在一个共有共管制度下，苏州杭州各地的旅行表演，定下了理想职业剧团的基础”。

与此同时，田汉为追求“银色的梦”，1926年与唐槐秋创建南国电影剧社，拍摄《到民间去》等影片。随着他与洪深、欧阳予倩相继转入中国电影事业，“国产影片由荒唐武侠变而为人间爱怨”，他们三人也成为“国产电影领导者”。

田汉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一再重申“要干‘戏剧运动’，不干纯艺术的‘戏剧’”或“单纯技艺性的所谓戏剧”。抗战全面爆发后，田汉赋诗明志：“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1937年冬，他赴武汉参与创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与洪深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奔赴前线和敌后从事抗日宣传，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戏剧运动。在旧戏改革、以戏育人、以戏化人、鼓舞广大民众方面，田汉做了大量首创性工作，取得了卓著成就。对此，沈从文评价说，田汉以巨大的“勇气和耐心”，“注重在战时改造旧戏”，为旧戏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田汉在昆明》）

田汉自小喜爱戏曲，中学时就创作了京剧《新教子》、昆曲《新桃花扇》。南国社时期，他反对新剧与旧戏对垒，主张“把歌剧运动与话剧运动分为两谈”。他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人联系上海伶界联合会，探讨旧戏改革问题，倡导“新国剧运动”，成为戏曲改革的先驱者之一。为配合全民抗战，他积极“策动旧戏改革运动之复兴”，为留在武汉的歌剧演员以及驻守长沙的平剧、湘剧艺人举办“战时讲习班”，给旧艺人新的思想和艺术教育，引导他们革除梨园旧习，焕发新的精神风貌。同时大力支持平剧、汉剧、楚剧、湘剧等宣传队的抗日演出，尤其是长期赞助、扶掖文艺歌剧团（京剧）、中兴湘剧团和四维平剧社的巡演活动，亲自为其改编、创作了大量剧作。从1937年至1945年，田汉只写了《秋声赋》等3部话剧，而改编、创作京剧、湘剧达14部之多。《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岳飞》《金钵记》等，就是他奉献给浴血战斗的广大军民的精品力作。

由于战时交通阻隔，信息相对闭塞，沈从文未能对田汉的“旧戏重造与新戏混合试验”作出具体评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将观演关系视为戏剧最重要的元素，主张戏剧编演应直接面对广大农工民众。因而，他十分赞赏田汉始终坚持面向民众、上承戏曲优良传统、下接地气的戏曲改革活动。他说：“更令人钦佩的是田汉先生的戏剧活动的对象不是在后方有钱多闲观众，使戏剧成为后方都市点缀品，却永远站在第一线上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田汉“带领剧团在前线部队中，而且长沙的争夺，衡阳的保卫，部队前进时，间或还比若干部队先到一步；后退时，又照例常常比殿后部队还落后”。由于深入前线，扎根军民，田汉不仅“是一个真正充满时代经历的战士”，而且洞悉广大民众战时的愿望诉求与审美情趣，这也使他的戏曲改革活动获得了源头活水与郁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