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才知道，奶奶的父亲叫车春保，是民国时期上党梆子红极一时的人物，《上党戏曲史》里有他的传记。他唱的是大花脸，据说，他的嗓子特别洪亮，唱戏的时候，40里长河有回音。那时候，上党梆子的主基调是高亢激越的，有名的多是花脸。旦角往往都是男人扮演，并不占据主要地位。他的弟弟叫车秋保。据说，唱戏唱得不会说话了。只能以唱戏腔说话。有一回，他去放牛。牛失足掉到了沟里。他跑回来急着跟大伙求救：“牛……牛……”大伙儿着急地问：“牛怎么了？”他还是说：“牛……牛……”此时有人赶紧说：“别说了，快唱！”他才用花脸唱腔唱道：“牛——掉到——沟里了——”大家才赶紧跟他去救牛回来。

奶奶曾经告诉我，她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墓地。风水先生在西山看了一块地，却是我家的。于是两家商量，让奶奶嫁给我的爷爷，我家让出一穴地，安葬她的父亲。西山这块墓地，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安葬于此，占了一个偏位，只安葬了一辈人，孤孤零零的一座坟。紧挨着的就是他们的亲家，却占了主位，陆陆续续进了三辈人，人丁兴旺。反倒显得好像是我的曾祖父的墓地是人家让出来了一小块。每年上坟的时候，站于高岗上的萋萋芳草之间，远望群山，总是引起我许多深深的感慨。

我的血液中虽然也流淌着奶奶父亲的血液，但却不会唱戏。不会唱，却自小爱看戏。小时候，唱戏是很热闹的。大庙院里，看戏人的板凳把院子占得满满的。那时候的人们一年四季生活在村里，一生劳作在村里，老死在村里，看戏是最重要的娱乐。慢慢地，我才懂得，唱戏是唱给神仙的。在我的故土，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座或者几座庙宇。大的庙宇总要面对一个戏台。每年在神仙的诞辰，就会唱几天戏曲。很多的剧目，比如，杨家戏，人们从小看到大，一次一次看，却每一次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对于没有看过的戏，特别是连本戏，我每天看完后，回去就把情节记下来。那时候，我已经小学五年级了。在等着开戏的时候，我喜欢在大庙里看那些古老的碑文，通过先人的文字，了解大庙的兴废。特别是晚上，古老的廊檐下挂着红红的灯笼，那些虔诚上香的婆婆，让我觉得神秘而安宁。

戏台下，还留有一段温馨的记忆。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班上的一位女生对我动了朦胧的情愫，但是平时话都说得很少。偶然碰了面，只是羞羞一笑。那天下午，我去看戏。正是夏日，骄阳如火，晒得人们浑身冒汗。我忽然感到不太热了。扭过头去一看，她在背后为我撑了一把伞。见我看她，羞得不知道该看哪儿。但是我们实在是太小了，很快就随着新的学校各奔东西。长大后，她嫁给了我邻村的一个朋友。但我心里一直记着她少时对我的好。20多岁，在最美的年华里，她红颜薄命，忽然病故了。我赶到后，她已经从医院回到了家中。因为实在太年轻，家有长辈，只能停靠在窗前。在她的遗体前，望着她失去血色的俊美的脸庞，往事历历在目，我怆然无语，顾不得避嫌，伸手为她轻理乱发。我们把她送到了荒郊野外，砌了一座砖墓。风吹雨淋，已有20多年了。

她的姨夫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1958年，高高大大的他在集体大灶上压饸饹，不小心掉进了滚着开水的大锅里，被烫得九死一生。后来，在集体的矿洞上当放炮员，又被炸瞎了双目。我和他的父亲松亭老人是十多年的忘年交。我认识松亭老人时，他已经快80岁了，在原来的大队部西厢房开了一间简陋的书屋，多是《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连环画，靠着租书赚点微薄的收入。我那时候还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对书籍如饥似渴，零花钱都用来租书看。几个月下来，他发现我是真爱读书，就不和我收钱了。我们由此成了忘年交。他虽然年届八旬，却怀有一颗童心，常常向我讲述他年轻时的故事。记得他说，在他十几岁时，跟随舅父在河南漯河做生意。晚上实在寂寥，夜读《聊斋志异》，禁不住希望也有一只狐狸能变成一个美人跑来找他，为此晚上常常开着窗户睡觉。松亭老人有两个爱好。一是写毛笔字。每日都要写上一二百字，颇见功力。二是唱戏。我常常陪着松亭老人看戏去。他虽然没钱，可是散戏后，他总是要去到后台，找到唱得好的女子，硬塞给人家几块钱。他们住在古老的祖屋里，父子相依为命，白天四处担剩饭喂猪。常常在晚上，一个人拉二胡，一个人唱梆子。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经常在炕火边温着一壶酒等我。每周见面，相谈甚欢。

长大后，我常常在村中的街上看到他们。双目失明的70多岁的老儿子，一手托着90岁老父亲的肩膀，担着剩饭泔水蹒跚前行。松亭老人旁若无人，微闭双目，唱着上党梆子：“渔女堂上破口骂，你父子为何言不答！”天不言，地不答，没有人回答你人生为什么这么苍凉。

我也常常在酒后，在空旷的大澡堂里，吼它一嗓子。我唱着，就流下眼泪，想起故人，想起这百味人生。